(武和平在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新闻发言人的“三剑客”中,武和平身兼多个职务:中国政府公共关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犯罪学的博士,全国公安文联的副主席;因此相比其他两位”剑客“,也曾经作为新闻发言人的武和平来讲,更多了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而对于新闻发言人应该持有的态度,武和平认为是:坦诚!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
        “今天我要讲5点,1、2、3、4、5,一个变化,两个图书,三个原因,四个矛盾,五种建议; 一个变化,十年间新媒体兴起带来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公民权利意识与日俱增,和中国社会民主法治政治文明的推进,导致我们现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国情,二民情,三社情,四舆情,党委政府普遍建设发言人制度由过去基本不说少说,到今天的主动要说,再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正如由有到优这个状态,如果你不到这个状态,就满足不了公众的需求了,不相匹配、不相实用、不相对称的问题现在日益突出,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公众对于信息需求的饥渴,并没有得到满足,或者说供求还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公众不仅从你说我听,发展到今天你不说我还要问,而且不再满足你开口不开口,而是一开口就要说出真相,不仅要你对真相的原则表态,而且要让你说出来龙去脉,台前幕后,不仅要你对法律政策的简单解读,而且让你给出科学为据的论据,不仅让你坦诚问题的要害,还要你给出解决的措施和追责处分的结果,并且打开天窗说亮话,把政府发言的细节、举止、表情、措词都放在聚光灯下来检验,使你感到传统的舆论引导方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严重的不适应,不匹配,这就是一个大变化。
    接着说二,两个突出,一些部门对信息公开,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推进仍然存在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说错话的问题,不少典型事例,说明两大常见病目前仍然多发。一、仍然沿袭过去以封锁信息的方式,减少负面事件影响的程度,出了事儿堵、拒、托、瞒,一堵、二拒、三托、四瞒,拒媒、防媒、抵媒,导致失去话语权,公信力受到重创,这是一个突出问题。另一个突出问题,是不遵循传播规律,遇到事儿急着说、慌着说、随意说、拧劲儿说,说出雷人之举,造成自身灾害比事件本身的影响还要快,前者叫不敢说,后者叫不善说,几个月前余姚暴雨前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例证,开始宣布党委政府在一线,水已退去,安居乐业,老百姓一骂娘,说上我家看看,三天没有喝到自来水了,没有吃到干粮了,上级过问,当地又立即说话了,60年不遇的大雨,老天爷都没有办法,你让我怎么办,前头不说,后边瞎说,前面报喜不报忧,后面又说出这样的雷人之语,这是现在仍然存在的两大突出,什么原因?
    三个原因,不善说、不敢说的原因绝不是嘴巴,而是脑壳,因为只有想的好才能做的好,做的对才能说的好,我们说首先是观念滞后,其次是方法陈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机制缺失,而作为新闻发言人来讲,三者缺一不可,这三者现在都供应不足。第一、观念滞后,由于历史文化的复杂原因,造成话语扭曲的悲剧,潜规则告诉人们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做了等于说了,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低调做官,殊不知今日我们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时代了,未说未听没有发生,只做不说等于没做,不说等于有鬼,沉默等于默认,坏事儿就是你干的,否则你为什么不说。现在信息社会的今天,要求我们现代性的领导干部必须会做善说,因此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做言起行,多做善说”,坐下来会说,站起来会做,因此多做善说。十年间正反两方面的势力说明,善说、敢说目前的阻力障碍还相当大,主要取决于领导,其次是整个干部队伍的媒体素养,可以说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主要领导的观念深度决定干部的队伍媒体素养的深度,决定新闻发言人水准的高度和政务公开的广度,我用这几个度字。因为我听到国务院某部门,在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将近十年的时候,曾经做过调研,正像我们部长当年让我做发言人的时候问我,国防部的东西应该有多少对外讲,我回答,因为我是搞侦查的,我马上说见人先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你不适合做国防部发言人,你想要转走,没那么便宜你,记住国防部的东西80%对外讲,我说国务院要求我们一个月召开一次例行发布,你要不做我允许你每周开一次,警察和外国警察不一样,我们中国公安从摇篮到坟墓,都在为老百姓服务,不是像外国警察抓坏人,14项的警察职能11项都是为好人服务,一旦生了孩子报户口找你,坟墓报告给你,背后还要找你,你怎么不给老百姓好好做,于是从那天起,按照启正老师和各位老师的辅导,蹒跚学步走了这么八年,今天我想说,调查结果有80%还没有对外讲,还在自己脑袋里,还在保险柜里,还在笔记本里,我8年的体会是,发言人说的越多,我刚才跟启正主任讲,老百姓的骂声越少,发言人说的越高突发事件越小,而现在这种倒挂我们深深担忧,因为说的还不够。
    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既然需要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就千万不要让它不形同虚设,引用陶渊明的诗叫做“门虽设而常关”,而成摆设不行,因此我觉得用这四句话来解决,现在新闻发言人的瓶颈障碍,以坦荡的胸怀面对媒体,以科学的新闻观统领发言工作,以方针政策作为应发之本,以娴熟的技巧实现发言意图,一言以蔽之,观念决定态度,态度绝对成败,只要观念扭过来,屁股转过来,办法就多起来,首先是脑袋的问题,而且主要是领导层的、高层的脑袋问题,否则枪头不动,拧折枪杆,第一、这是观念滞后。
    第二我觉得应该是方法陈旧,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说话顺嘴,走路顺腿,缺乏充满生机活力的话语,缺少旧言误去,扫荡八股的勇气,缺乏针锋话语,喜闻乐见的亲和力,在传播方式上沿袭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先主内后住外,先上级后下级,最后发到县团级,语言风格上居高临下,习惯说一点价值都没有的空话,套用无用的废话,生产语言垃圾还乐此不疲,信息内容上把弘扬主旋律,理解成只报喜不报忧,只有一种声音,习惯把舆情当敌情,把社情当违情,把正面报道为主看做不要一点负面,只能歌颂,不能批评,提纯新闻,制作盆景。殊不知在百姓心目中,若无真正的批评,便赞美着不能令人信服。在危机处置上,强调不能出事,一旦出了事儿,关门查问题,开门讲成绩,出了灾难只说英雄壮举,丧事当成喜事办,出了丑闻杀毒灭菌,防媒、拒媒、抵媒、陷入事发隐瞒,瞒不住谣言四起,被迫公布真相,结果重创公信力。政府成了救火队,舆论指向哪里就扑向哪里,把舆论引导看成是宣传部门的事儿,一是让人上去堵记者,二是下来删帖文,结果引导缺位,给谣言让位,自我辩护,越描越黑,这就是第二个关于我们的语言问题。
    第三是机制缺乏,何为机制?解决问题的程序和制度性安排,记得723动车事故之后,新闻发言人我们有一次聚会,一位曾经的发言人略有感慨说,如果说非典催生了中国发言人制度的发展,那么我多么希望723事故能够成为推动新闻发言人机制建设的助推器,究竟有哪些机制在制约着今天网络媒体时代的新闻发布呢,面对网络时代,错综复杂的舆论情况,众生喧哗,媒体问阵的中国特色的矛盾凸现,叠加交错,面临的问题风险交织,目前确实存在以下几个不适应,第一、舆情和引导迟缓的矛盾,不少部门缺乏日常检测舆情,制订预情和做出风险评估的机制,导致你不引导就会被引导,你不公开就会被公开,结果失去制高点,丧失定义权。二舆论的无限开放性和一定回应的局限性新闻矛盾,不少部门或者地方,缺乏一个整体联动,迅速反应,快速核查,准确回应的处置危机的公关系统,仅上发言人单枪匹马去应对,尤其是面对队伍的违法违纪丑闻,态度暧昧,不能壮士断腕,迅速切割,造成你不披露就会被揭露,你不伤皮就会被伤骨头,导致负面效应最大化,殃及整体,使组织形象受到重创。三是信息需求的紧迫性,和事件调查过程性的矛盾,面对这一瓶颈和难关,我们缺乏一个传播规律的专业团队,一个科学回应社会关切的机制,一种掌握刚才赵主任讲到的,议题设置的基本方法,如何由政府设置议程影响媒体,如何由设置议程引导公众,往往慌乱回应,轻率解答,随意校正甚至以法律的妥协退让,换取一时之安,正是你不决断就会被推断,你不定案就会审判。
    四是网上网上互动的突发性和引导资源的分散性矛盾,而我们尚缺少一套完整的网络管理机制,什么样的管理机制?我个人认为起之于法,先把界限定下来,导之于序像工程一样,轻之于力,你把力先用起来,除之于弊,这样的一个综合网管手段,网上传递正能量的生成机制和生产能量,目前叫供给不足,在试图引爆,谣言煽动,恶语调侃,人肉搜索,实地声援的舆论危机形成后,往往束手无策,捉襟见肘,出现你不说话就会被绑架,你无机制就会被压垮的网络生态,亟待优化的状态,这是四个关于目前机制不适应的问题。
    最后五种工作建议,回顾新闻发言人过去的十年,有发展进步,但有前进中的曲折,突发事件、舆论事件的诊治,还是公信力的缺失,而引导舆论观的关键,在于通过多做善说,重建公信力,723高铁追尾事故之后,刚才我说到我们发言人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痛,723事件应当是新闻发言人机制建设的助推器。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做出了有关意识形态和舆论引导的重要性指示,切中要害且郑重其事,新闻发言人如何再跨越?需要执政党在新的执政环境下,从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软实力建设开始,进行顶层设计。两个月前,国务院颁发了100号文件,提出了十条机制建设,即是总结十年来新闻发布政务公开正反经验,在新的起点建设完善发布,完善这十条机制是发布平台,网络平台,网上互动,舆论回应,主动发布,专家解读,沟通协调,组织领导,业务培训,加强沟通。据此我们应该好风凭戒律,送我上青云。
    最后建议是以下这五小项,一、完善新闻发言人的日常工作机制,我非常赞成我们毛群安主任的观点,新闻发言人是各级党委政府,党务、政务信息公开的发布者,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解读者,是党委政府部门与媒体公众之间的桥梁,也是党政公共的关系的形象师,根据介绍事实,诠释政策,增信适宜,赢得支持的任务,需要确定研判网络,新闻发布的机制、编制、配备人员,指导政务公开工作,形成对外开放,对内闭合,急于研判,检查多办回应为体的常态机制,以便将舆论引导工作纳入日常管理,日常的社会管理。把敏感热点作为信号进行风险评估,把群众的监督建议作为执政资源,把网络的意见作为面对面的新型群众布告,并通过一系列的评估体系,促进党政部门最大口径的公布信息,解决现在信息总量供给不足的矛盾。事实证明,官方说的越多,质疑会越少,信息越对称,社会越稳定。
    第二个建议,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的理论引导应急机制,建立地区部门统一高效,而且整体联动的应急机制,形成横向联系,纵向贯通,各职能部门形成基础支持的回应、善后的工作流程,把平时的应急预案,应急口径转化为热信息,分阶段、滚动式、碎片化不断披露信息,把舆论引导同突发事件的处置同步安排。在地方党政领导下,形成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快速核查,主动引导,系统响应,分类施测的方式,占领舆论制高点,掌握事件定语权,是有利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人们的根本利益和事件本身。
    第三条建议,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保障机制,新闻发言人是专业性、政治性要求极高的职业岗位,必须配备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使其能胜任高质量的工作,在设立高资格准入,严格遴选的基础上,加强学习和培训,并给予必要的信任和授权,不以相应的职级列席参加本级党政业务重要会议。
    第四逐步建立和完善,让队伍引导舆论,提升公信力的评价体系,我们要从制度上来解决不敢说、不愿说的问题,把政务公开的程度效果,作为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把回应社会关键能力建设,作为干部考评的重要标准,鼓励干部勇于担当,释放正能量的积极性,同时对于重大突发事件中,因迟报、漏报、误报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干部,要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用奖惩机制的杠杆来促进和推动政务公开和公信力的建设。
    最后一条,第五加强国际传播战略的研究和建设,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劣势,应积极有所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舆论传播体系,需要我们各职能部门通过政务公开,支持配合外交部门树立国家形象,用世界语言发出中国声音,这是我以赵老师的话,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这其中包括运用传媒进行议程设置,形象包容,文化渗透和公共斡旋,更需要用世界乐于倾听的方式来塑造国家形象,掌握换句话说的本领,善于把国家形象人格化,按信息变成新闻,把新闻变成故事,政治形式转化为新闻形式,把传统的宣传方式转化为传播和沟通的手段,又叫传通手段。通过新闻发布,记者报道,练习交流和国际知名媒体对话,通过各类组织团体,包括经贸渠道进来,向国外学者名流,政要智囊介绍中国,树立了增强国家的纬度。”(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