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智库万里秘书长与专家参加“国家治理现代化若干问题智库研判会”

2020年3月8日,“国家治理现代化若干问题智库研判会”—— 云端会议在京举办。本次由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联合主办。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治理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委员、中新智库专家中央政法委政法信息中心原主任陈里同志主持会议。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同志、公安大学原校长程琳同志、EMBA国际联盟理事长徐殿龙同志、中新智库专家中国科学院教授董传仪同志、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同志、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刘徐州同志、中新智库城市品牌专家原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王惠同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所研究员胡志越同志、中新智库秘书长万里同志、北京智慧星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青龙同志等国内政商学界的资深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先后做主旨发言。

与会专家学者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产业结构发展、深化医疗教育改革、提高政府服务能力、突发事件舆情引导、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动进程,为国家治理提出了很多高屋建瓴的意见。



以下为万里秘书长会议发言纪要



 
从非典到新冠
——信息公开与舆情引导

2020的开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在全国引发了恐慌,其来势之凶猛,蔓延之态势,比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有过之而无不足。

随着疫情暴发的,必然是各种舆论的暴发,尤其是在当前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权威发布,各类新闻机构、传播平台的多方新闻披露,各色网络大V的专业解读、专家点评,自媒体(微信群组)的各类信息传播等等,不一而足,形成了一个个汹涌澎湃的舆论大潮,伴随并影响着整个抗击病毒战役的全过程,全国民众的情绪也随之波动起伏。

2003年的“非典”灾难,由于信息的阻滞和应急处置的滞后,让北京市,乃至于整个中国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疫情危机和信任危机。面对国际国内严峻形势,在这个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过程中,信息公开的重要性第一次如此广泛而深刻地被社会各界所感知,也由此全面拉开了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化建设的大幕。
17年过去了,同样的凶猛的疫情,甚至比非典疫情来得更加迅猛,传播病例人数和死亡人数都超出了非典疫情。而在新闻发布、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方面,却表现出了另一种态势。
 
首先,从信息公开方面来看。
虽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比非典疫情来得更加迅猛,传播病例人数和死亡人数都超出了非典疫情,而在新闻发布、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方面,从总体和主流上来看,都得到了国际国内舆论比较充分的理解和肯定。

但由于疫情暴发前期,对疫情的认知、研判、决策的失误,以及在相关事态上的应对失策,导致疫情的扩散,因而形成阵阵强大的舆论潮,引发对地方政府、部门机构的不满,并扩展、延伸到对更大范围、更高层面的质疑(这里不作深入探讨,只作舆论传播分析)。

无论疫情暴发前期在对病毒的发现、认知、研判、决策方面存在的失误与问题,但中国政府在整个应急处置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动员力、组织力、行动力、凝聚力和向心力,都令全世界都为之一震。

我们看到,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1月20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委会,国家卫健委把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界定为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

至此,信息公开即进入到一个战时状态。

从中央层面来看,1月22日起,国新办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了多次由卫健委、工信部、发改委、交通部、人社部、中科院、国家疾控中心等国家部委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外卫生组织和相关机构、国家及时通报情况。全国各地也相继举办了多场由主要负责人、责任人等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并每天公布疫情动态通报。
各形态的媒体也都全力投入到了疫情的报道当中,展开了大规模、全方位、全流程、多维度、多频次、无死角的新闻报道。

可以说,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公开是及时、公开、透明的,对于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了解、掌握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与积极评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表示,中方始终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及时发布信息,快速识别病毒并分享基因序列,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控制疫情传播,体现的不仅是对本国人民生命健康的高度负责,更是对全球疾病防控的大力支持。

他相信中方将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中国为抗击疫情所作的努力值得尊重和赞赏,值得学习致敬。事实上,中国采取的很多防控措施远远超出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关要求,为各国防疫工作设立了新标杆。

这与2003年非典时开始不说,后来不得不说,引发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诟病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是舆情引导。
突发事件一旦发生,立即就会形成两个战场。一个是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抢险救灾战场;一个是舆论战场。两个战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在以往的众多突发事件的处置中,正是由于没有处理两个战场的关系,重抢险、轻舆情,导致发生舆情次生灾害,有时超过了事故本身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更深刻,过去以来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纵观此次危机处置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每天定时发布疫情动态通报。各媒体更是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报道各地抗击疫情的消息。邀请专家普及病毒传播途径,如何预防等知识,增强公众防范意识,减缓公众恐慌情绪。
尤其可圈可点的是进行公众关心的议题设置,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全民卫生防疫、医疗环保等的知识普及运动。
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在一个时期只要对一些问题进行关注,而对其它问题忽视,就可以影响舆论。那些得到媒介更多关注的问题或议题,在一段时间内将日益为人们所熟悉,他们的重要性也日益为人们所感知,而那些得到较少注意的问题,则被人们所忽视。
国新办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适时的邀请国家相关权威部门、机构,知名专家学者就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资金与财税支持,包括病毒传播途径,如何防疫,环境保护等事项,组织专场新闻发布会。释疑解惑,得到了民众的广泛关注,既回应了民众的关切,也成功的将民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设置的议题上。
 
第三是各级政府新闻发布会。

一个新闻发布会是否成功,主要衡量所发布的信息(尤其是核心信息)是否被媒体传播,被公众接受,以及传播、接受多少。

此次抗击疫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其发布频次之高和发布内容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及时公开信息,回应公众关切,稳定公众情绪,并引导公众开展防疫自助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正反两方面对以后的新闻发布也各有启示。

启示一,有的发布人员在发布信息时不能脱稿、通篇念稿,像是在做工作汇报,显得繁杂冗长,让人很难找到重点或核心信息,影响了传播效果。
一场好的新闻发布会,要做好充分准备,把自己要告诉公众的信息进行梳理和提练,所传递的信息不宜太多,一般核心信息三至五条为好。能提练总结出几个所谓的“金句”,传播效果就更好了,如媒体总结出来的:宅(不出门)、戴(戴口罩)、洗(勤洗手)等。

启示二,高层出席,彰显责任和权威,发布的公信力、影响力极大。纵观这次的发布会,参与的官员基本都是政府、部门、机构主要负责人或主要责任人,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等知名权威人士。这应该也是一个突破和进步。改变了过去有事时,高层不出马,让别人去躺枪的现象,如天津爆炸案、7·23甬温高铁事故等。

启示三,基本克服了不愿说、不敢说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相关政府、相关部门大都主动说,不仅敢说,而且也会说。其间出现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新闻发布和记者采访的经典案例。如温州市长姚高员在记者联线采访中,对全市的疫情状况了如指掌,回答问题如数家珍,展现了一个头脑清晰、务实能干、责任担当的政府官员形象;又如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颖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一起疫情病毒溯源做了一场犹如“教科书式的讲解”,被网友称为“天津福尔摩斯”。

这些政府官员或机构负责人面对媒体,回应社会关切的出色表现,赢得了网民的一片盛赞。这对于传播正面信息,避免谣言传播、消除公众恐慌和猜疑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目前,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已经进入到了决胜关键时刻,我们相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必将战胜病魔,取得抗击疫情的全面胜利。

中国人民必将浴火重生,迎来一个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