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于2004年 《中国区域经济》杂志)
本刊记者:万里
特约记者:顾 久 杨兴举 吴愿学 聂宗筠 黄中华 唐光甫
摄影:聂宗荣
公元一九八六年的五月,贵州毕节乌蒙山区一个偏僻的村庄。这一年的春色似乎特别地妩媚,春光也似乎迟迟地不愿离去,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争相怒放,染红了山峦,映红了天空,这是一个如诗如画的地方。山清水秀、平畴谷幽,山色秀丽、碧水如蓝。当地村民过着一种自然、纯朴但却十分贫穷的生活。“可持续发展”,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付出惨重代价后,才逐步悟出的道理,直到1992年在巴西联合国“环发大会上”,才被世界普遍接受,规定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战略”。
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贵州,在贵州毕节,一个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试验区就已经拉开了帷幕,开始了生动的实践。
这是一个平凡的日子,村民杨八郎(因生了八个儿子被当地人叫出的称号)象往常一样,下地干活,回家吃饭,他并不知道这一天将成为他一生铭刻终身的一天。
这天刚下地回来的杨八郎就听见外面有人说话,似乎是有人来了。这时只见村民组长匆匆进来急火火地说:“快快、八郎,领导来了”。说着就有人弯腰钻进了他家草屋,其中一位领导亲切地握住他的手,问他家有几口人,几亩地,都种什么庄稼?平时粮食是否够吃,孩子上学没有等等。此时的八郎,不知道来人是什么领导,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只是机械地回答着问题。听着八郎的话,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那位领导面色凝重,心事重重,看着八郎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那位领导拿出随身携带的500元钱递给他,嘱咐他要相信党和政府,嘱咐他要勤劳致富。当时的八郎并没有意识到:从此,他和他的村子,乃至于整个毕节地区数百万贫困农民的命运,将随之发生深刻的变革和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也将翻开毕节历史的新篇章,成为毕节地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体察——深情系乌蒙
贵州省毕节地区,地处乌蒙高原,平均海拔1400米,属典型的喀斯特高山地貌,山高水深,可耕种土地面积少,自然环境恶劣,其中有些地区曾被国际上一些学者称为人类生存的禁区。当地老百姓曾流传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民谣,这曾经是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道出了当地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的特点。曾几何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世世代代沿袭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维持着简单的繁衍生存。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由东向西穿透乌蒙山区的云遮雾障,逐渐地吹到了还相当封闭、落后的乌蒙山区。人们想富、要富了。然而,在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边远山区,人们要想富起来又谈何容易。当地百姓在开发中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建了许多的小煤矿、小铁厂、硫磺厂、小水电站等。虽然有了一些微薄的收入,经济也有所发展,但由于人们观念、意识中没有生态,没有环境的概念,更谈不上什么保护,再加上采用简单、落后的生产方式开采矿产,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当时,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现象在毕节各个县乡相当普遍,其中赫章县由于铅锌矿储量较大,一些乡镇的土法炼锌遍地开花,到处烈焰熊熊,浓烟滚滚,留下了一片片满目疮痍的焦土,其境况令人触目惊心。据统计,到1995年,整个毕节地区大约有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因炼硫、炼锌而沦为不毛之地。谷物绝收,虫鸟不鸣,水源枯竭,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生态破坏给毕节带来的是双重甚至是多重性的灾难。由于境内山高坡徒,土地贫瘠,加上水灾、旱灾频发,农民群众连年开荒、造地,广撒薄收,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有关部门曾经统计:过去,毕节年均土地侵蚀量达9000万吨,相当于每年毁掉50万亩20厘米厚的活土层,丢失有机质208万吨,氮13.86万吨、磷4.86万吨、速效磷0.04万吨、速效钾0.89万吨。
成千上万的贫困农民开荒种地,开矿找钱,而贫瘠的土地,脆弱的生态,又不堪重负,毕节陷入了一个:“贫穷——生态破坏——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一九八五年,胡锦涛调任贵州省委书记。为了深入了解贵州省的整体情况,胡锦涛多次深入基层,到了最贫困的县乡镇,到了最贫困的村民家,走遍了贵州省的山山水水。在贵州乌蒙山区泥泞的山路上,在赤水河畔苗族大娘家徒四壁的茅舍里,处处都能见到胡锦涛稳健的身影,听到胡锦涛语重心长的话语。在不断深入了解情况和亲身体验后,胡锦涛对贫困山区农民的无节制生育和生态的严重破坏忧心忡忡,尤其是被当地农民的贫困程度深深地震惊了,一种责任、一种压力沉甸甸地搁在了心头。
曾经接待过胡锦涛考察的干部回忆起当年情况时深情地说:“农民贫穷和生态被破坏的问题一直是锦涛书记的一块心病”。当时正是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时候,胡锦涛考察了毕节县林口镇、燕子口镇的煤厂、铁厂、水电站和硫磺厂。热气腾腾,轰轰烈烈的炼铁、炼硫场面并没有让胡锦涛兴奋起来、反而引起了他深深地思索。在听取当地干部汇报时,胡锦涛插话说:发展经济也不能搞得草木不生、庄稼不长啊!要在科技上想点办法,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环境,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一定考虑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生存或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生存着想啊!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对山区百姓渴望、期待的眼光,胡锦涛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如何才能使生活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出路何在,前景何在?
在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和现实的分析以及对将来发展的科学规划,胡锦涛对毕节地区贫困问题进行了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思考。第一次提出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可持续发展思路。这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有了切身体验,掌握详实情况后,结合具体实际,针对毕节贫困山区提出的一个高瞻远瞩的发展思想。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从人的传统意识、传统生产方式对发展的制约,以及对地区资源的重新认识、定位、规划和科学开发等方面进行了整体考虑。这是一个实行综合治理、治标治本,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世纪性系统工程。它包含了胡锦涛对后来国际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所作出的具有先导性、前瞻性和科学性的思考。
在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对通过高投入高消耗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和“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认为必须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首次出现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直到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才被普遍认可,正式写进《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世界21世纪议程》,被规定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战略。
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1987年,在经过一年多的考察、调研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贵州省委、省政府不仅对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已经在为如何解决人与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进行谋划、组织实施了。省委、省政府决定变全面推进为重点突破,选择在毕节地区建立“试验区”,以“近期做示范,长远探路子”,促进贵州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发展。胡锦涛积极呼吁和邀请省内外有关部门、组织对毕节地区的情况进行考察调研,分析论证,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分别派出工作组深入毕节考察。在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考察、调研、论证之后,经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方案,报请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在对建立试验区的目的、意义、前景等进行了反复论证后,于1988年6月正式批准成立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确立了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三大主题。
试验区经过短短两年的实践,就初见端倪,展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和美好前景。1990年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在行文中指出:“毕节试验区,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小实验、大方向,是贵州扶贫开发的一大创举,对我国贫困山区来说具有普遍意义。”
毕节试验区的诞生,凝聚着党和国家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超前部署;凝聚着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省委、省政府开拓创新、勇于探索的理论勇气和政治睿智;凝聚着各民主党派、各界有识之士对毕节的关怀和支持;凝聚着毕节各族人民的长期奋斗和艰苦求索。它不仅是对岩溶贫困山区开发进程的历史性总结,更是对这类地区的长足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重大战略性举措,从其后的发展实践看,毕节试验区实质上是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试验场。它的建立,揭开了毕节发展的新篇章,推动了毕节社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为西部广大贫困山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了现实的借鉴。
出路——开发扶贫建生态
一九七九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叫作“经济特区”,从此,展开了中国社会发展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宏图巨卷,实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人们习惯了经济特区、高科技园区、高科技经济开发区等名词和概念,但生态建设试验区这个概念却鲜为人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凸现出来,彻底解决中国西部的发展问题被历史地提上了国家、民族的议事日程。贵州毕节作为全国喀斯特地貌最大的连片贫困区,其贫困程度相当严重。当时胡锦涛曾说,毕节的问题(贫困)解决了,贵州的问题(贫困)就解决了。换言之,毕节的贫困问题不解决,贵州的贫困问题就解决不了,贵州的贫困问题不解决,全国就无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说明贵州毕节是西部贫困山区极具代表性的一个典型。
试验区怎么建?能否走出一条贫困山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路?
作为中国第一个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历史地担起了这个任务。然而,试验区不同于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特区建设的经验在这里失去了普遍意义。1988年6月6日至8日,在贵州省委、省政府召开的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说:“毕节地区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区,这是毕节地区的情况所决定的。全国所有的特区、开发区都是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采取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目标,而毕节地区作为内陆边远山区,则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以发展商品经济为目标。特区、开发区是解决经济起飞、先富起来的问题,而我们则是改变贫困面貌,继续解决温饱问题。”
胡锦涛强调:“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良性循环。如果这两大目标都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十六年来,胡锦涛一直关注着试验区,一直忧心着困忧毕节、困扰贵州、困扰西部发展的贫穷、生态破坏、人口膨胀这三大世界性难题,一直在思考如何在贫困山区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在落后地区实现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胡锦涛曾多次委托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有关部委领导到毕节考察调研,帮助毕节出主意、想办法。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八大民主党派及全国工商联联合组成了“中央智力支边扶贫协调小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至今顾问组已历任四届),顾问组成员都是国内顶级专家、学者、教授和权威人士。采取了分片帮扶,深圳特区还和毕节试验区结成帮扶对象,实行对口帮扶,从智力(科技)资源、人力资源、资金等方面予以扶持,这些对试验区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历届毕节地委、行署和700万毕节人民遵循胡锦涛的嘱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改变家乡的面貌、改变自己的命运擂响了建设试验区的进军鼓。十六年来,在贵州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下,试验区广大人民群众在试验区三大主题的引领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截止到2003年毕节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7.12亿元,十六年年均增长9.12%,高于全省0.91个百分点 ;粮食产量205.25万吨,是1988年103.83万吨的1.98倍,基本解决了长期缺粮的突出矛盾;财政收入20亿元,是1988年3.02亿元的6.6倍,排名从全省九个地州(市)最末位上升到全省前三名;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8年的226元到升到2003年的1473元,年均增长13.31%,高于全省平均增幅3.98个百分点,与全省的差距明显缩小;未越过温饱线的贫困人口从1988年的312.2万降到2003年的66万。5个国家级贫困县相继越过温饱线;人口控制工作稳步推进。全区计划生育率从1988年的36.8%提高到77.64%,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1.29‰下降到11.12‰,十六年间少出生82万人;16年中人工增造林保存面积500多万亩,封山育林成林面积252.6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988年的14.94%提高到2003年31.88%;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015平方公里,土壤侵蚀量减少30%以上,生态恶化的局面得到有效遏制。全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实践中,毕节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带领各族群众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一是运用政策手段,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份的功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扩充经济总量,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劳动力;二是以资源为依托,实施“优势产业先行”的战术,培育烟草、畜牧、采冶等支柱产业,实现富民与富县的统一;三是着力改善农业基础条件,增强农业自我发展能力。变救济扶贫为开发扶贫,改“输血”为“造血”,从而走向可持续发展。
同时,改革传统农业适用技术推广方式,推动科教兴农进程。试验区着力于积极探索推广普及的道路,大胆进行改革实践,变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为集中统一、系统综合集团承包、农林推广组织体系。运用集团承包的方式,实行行政领导、农技人员、农民群众相结合,责、权、利相结合,资金、物资、技术相结合,技术培训、试验示范、成果推广相结合的办法,推广农业实用技术。
在此基础上,探索优化经济结构之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市场需求,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一是努力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在农业内部,坚持“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烤烟、油料等经济作物;在粮食生产中,实行“夏秋并重”,努力提高复种指数和扩大夏粮比例;在抓好种植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及庭院经济;在坚持夯实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努力提高非农产业的比重;在全区经济中,努力加强和巩固第一产业,发展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二是大力优化所有制结构,针对最具发展活力的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都很低微的突出矛盾,探索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路子,促进其发展,增强了地区经济活力。三是优化城乡经济布局,探索加快小城镇发展之路,引导乡镇企业集中连片发展,推进县城和农村 小城镇建设,强化城镇的经济社会功能,带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试验区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依托,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培育发展支柱产业。全区的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已从1988年的53:22:25变为36:35:29,并可望于近年内发生质的飞跃,成为二、一、三的结构。
在生态建设方面,毕节地区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开发扶贫和改善环境结合起来,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之中,以经济开发支持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试验中改变过去零星、分散、随意的方式,集中人力、物力,按区域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划片实施,综合治理,取得了良好效果。试验区还积极探索营林组织创新的路子,鼓励广大农户和社会各界创办个体林场、联户林场、股份合作林场,走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参与生态建设的路子。
1988年11月1日,毕节试验区被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式确定为“3356”项目实施点,由中国政府提供配套资金2542.86万元,粮援组织提供98250吨粮食,通过长达5年对林、土、田、路、水、山等方面的综合治理,使织金、纳雍两县森林覆盖率上升至30%、森灌覆盖率达到3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41%,土壤侵蚀量减少68%,侵蚀指数减少46%。
在胡锦涛考察过的极贫村赫章县海雀村,十几年来,全村700多村民在村支书文朝荣的带领下,背着洋芋上山当午饭,砍掉不成材的次生林,在荒山秃岭上栽上了华山松,在房前屋后低凹处栽上了漆树。如今,满山遍野的华山松已是郁郁葱葱,一万多株漆树已开始割漆卖钱了。全村森林覆盖率由过去的4—5%,提高到现在的67%。绿化了100多个山头,1万多亩土地。现在的海雀村已是鸟语花香、流水潺潺。海雀村也被评为“全国绿化千家村”,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在人口控制方面,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试验区提出了“人口控制治标与治本并举,在治标的同时,探索治本的有效途径,以建立人口与经济开发、环境保护相适应”的人口控制的试验思路。推行集团承包责任制,促进计划生育工作向制度化、科学化管理过渡。将土地承包与控制人口增长结合起来,将控制人口增长与农民养老结合起来,落实农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结扎户养老保险。仅2003年,全区就办理养老保险2044户,帮扶计生户38359户。如今,经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人口控制的新观念渐渐为越来越多的农民所接受。与此同时,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广大劳动者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日益增强。
目标——可持续发展奔小康
十六年来,毕节人民始终遵循胡锦涛确立的“三大主题”战略思想,坚持改革试验不动摇,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试验的内涵,深化改革和探索,实事求是地展现试验的价值和意义,发扬敢于探索、勇于实践的精神,与时俱进、抢抓机遇,在乌蒙之巅,在赤水之畔,在被称为人类生存禁区的地方奏响了一曲改天换地的时代颂歌,上演了一部战贫困、奔小康的人间正剧,创造了人类生存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遵照胡锦涛当年倡导的“勇于探索,奋力进取,知难而进,坚忍不拔”的精神,坚持把国家政策支持与自力更生、扩大开放结合起来,着力于改变封闭的经济社会结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开展横向联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的支持下,试验区争取到了数百亿资金投入,兴办了一批重大建设项目,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实施后,特别是“西电东送”工程的启动,毕节试验区更是抢抓机遇,以其独特的资源优势赢得了先机。
2000年11月8日,这是毕节人民,也是广大西部人民值得记忆的日子。
这一天,位于毕节地区黔西县和织金县交界地的洪家渡水电站正式开工。有幸的是,电站的开工典礼同时也是国家计委以此为主会场举行的中国“西电东送”的开工典礼。更有意义的是,在这里就此也拉开了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序幕。在开工典礼上,宣读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贺电:“西电东送工程的开工,标志着西部地区大开发拉开了序幕”。
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序幕在这里拉开,也启动了毕节地区快速发展的引擎。由此,毕节昂首步入了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前台,毕节试验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毕节地区的煤炭资源与水能藏量得天独厚,预测2000米以浅煤炭远景储量759.7亿吨,是长江以南最大的优质无烟煤基地。水能资源主要分布在乌江上游的三岔河、六冲河,其理论蕴藏量221.9万千瓦,可开发量170万千瓦。这些独有的能源资源及地理位置优势,是建设大型坑口火力发电站和水电站,发展电力建设能源基地的理想之地。而西部大开发恰似“一夜春风”,西电东送犹如“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千载终逢的历史机遇展现在700万毕节人民的面前。
2000年以来,“西电东送”工程建设热气腾腾。水电工程方面,洪家渡电站作为乌江干流水电梯级开发的龙头电站,装机容量3×20万千瓦,预计投资49.27亿元,2001年10月洪家渡大江截流成功,2004年首台机组发电,2005年建成并投入生产。
与洪家渡电站同年建成的还有索风营电站。其装机容量为3×20万千瓦,预计总投资为 31.25亿元。将于2005年建成投产。同期开工的还有位于织金县与安顺平坝县交界处的引子渡电站,装机容量为3×12千瓦,总投资为15.9342亿元,将于2004年建成投产。
火电建设早在1997年5月,装机54万千瓦的金沙电厂工程便开工建设,1999年9月,三台机组投产发电并销往邻省。
目前,作为贵州省“西电东送”第二批重点工程项目的金沙黔北火电厂(装机4×30万千瓦,总投资44.43亿元)和纳雍火电厂(装机4×30万千瓦,总投资45.43亿元)的一、二号机组已并网发电,整个工程将于2004年全部建成投产。纳雍火电二厂(装机4×30万千瓦,总投资50.23亿元),已累计完成投资10亿元,2005年一号机组发电;黔西火电厂(4×30万千瓦)“四通一平”工程已完成投资5.4亿元,目前正在抓紧施工前的有关准备工作;大方火电厂(4×30万千瓦)工程的预可研已通过审查,“四通一平”已进场施工。此外,毕节头步桥电厂(120万千瓦)改造工程、织金火电厂(120万千瓦)、威宁二塘电厂(120万千瓦)已列入建设规划。到2005年全毕节地区的电能装机容量将超过500万千瓦,2008年有望超过800—1000万千瓦的新装机容量,与之相适应将形成4000—5000多万吨的煤炭产量以及一定规模的煤化工产业。
与此同时,毕节地区招商引资呈现良好态势。与兖矿、华电、国电、南方电网公司、贵州金元公司、西电公司、四川启明星发电公司、香港瑞安公司、西洋集团、新奥集团、美国汉氏公司的合作积极推进。目前,已有20多个省区企业进入毕节投资开发。
过去毕节人感叹“一江春水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人们有的只是无奈和惋惜,而如今毕节人可以自豪地说:满园春色关不住,万紫千红总是春。
对于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在开发扶贫过程中的作用,胡锦涛也予以了高度重视。他曾经三次到过毕节市观音塘乡农民企业家熊廷顺家里,问他能不能成为“万元户”,带领乡亲们率先富起来。1996年他第三次到熊廷顺家时,又嘱咐他说,你们扶贫一定要先扶智,不能光给钱,不能让他们有等、靠、要的思想,要办开发型的企业,使他们能够就业,还要让他们在思想上、文化上、观念上有所进步。熊廷顺没有辜负胡锦涛的期望,曾办过学校对乡民进行教育,现在办的毕节市水泥厂,解决了汉、苗、彝、布依等少数民族子女280多人的就业,2002、2003连续两年上交国家利税200多万元。影响和带动了一批人走出山村、下到商海,成就了一番事业。熊廷顺也成为了名符其实的致富“带头羊”。
在长期的实践中,保护生态,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扎根毕节,深入人心,形成了一种超前的、成熟的、具有后发优势的广泛共识。作为试验区三大主题之一的“生态建设”,一直是试验区建设的主要课题。毕节人民在实践中创造出了治山治水的新办法,探索出了一套生态致富的新路子。走进试验区,到处可见山上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栽种植物、搞坡改梯系带子,坡地种植绿肥、覆盖地膜铺毯子,山下搞乡镇企业、庭院经济抓票子,推广农业科技、基本农田集约经营收谷子。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五子登科”的治理方法,这充分体现了试验区“寓生态建设于开发扶贫之中,以经济开发支持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搞好资源综合利用”的指导思想。为从整体上打破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毕节,生态建设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任务,毕节人在实践中,赋予了生态建设更丰富、更深刻、更广泛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的表现:一是绿色生态屏障(珠三角、长三角上游生态保护),二是特色植物的开发、经营,三是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特色产品深加工业。
毕节地区以特色植物的种植、开发、经营为主导的农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拓展生态建设的内涵,在这个层面上,中药材、经果林、特色山珍等经济作物的规模化种植和经营展现出强劲的“导富功能”。
再就是高标准建设和培育绿色食品深加工企业,以“产业链”整合“价值链”,优化农业结构,发展特色植物深加工企业,提升特色植物的附加值,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的进程,并最终形成生态建设由表及里、由浅至深,良性循环的发展链条。
沿着被胡锦涛称为“志气路”的“贵毕”高等级公路进入毕节境内,一个以加强水土保持,建立良好生态环境保障体系为目的的“贵毕路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大示范区”、“毕威公路”、“织、大、纳水土保持生态自我修复示范区”等水土保持精品示范区在乌蒙大地一一展现。连绵数百里的坡改梯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水利水系工程各展风采,尽显风流。其工程之宏大,涵盖之广阔算得上长江上游水土保持之最。先后有从北京来的水保、环境专家看后都不禁惊叹;“这是精品工程,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这个系统工程在贫困山区创造的奇迹。”
是的,人们有理由惊叹,有理由感动,因为这样的生态系统工程不是建筑工程,不是三年、五年所能完成,也不是能用什么速度来形容和衡量的。它是毕节人民在试验区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用十多年的时间所绘制的旧貌换新颜的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所创造的一个改天换地的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