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微信号：nanfangzhoumo）

新闻发言人和媒体记者之间，也许是一种“爱情”。回忆起最初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日子，王勇平就是这种感觉。“那个时候，铁路和记者们还处在蜜月期”，铁路的发展势头很好、新闻非常活跃。最多的一年，他一口气开了40场新闻发布会，做客20家网站进行访谈。

很快，在经历了与媒体等舆论的各种碰撞后，这一代新闻发言人和媒体的“恋情”结束了。有人依旧放不下，王旭明把离开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岗位形容为“离婚”，但“离了婚还爱”，现在他依然在微博、微信上频频发言。

王勇平、王旭明、毛群安、武和平都是SARS之后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

近日，曾经最富争议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宣布退休。与第一批新闻发言人的陆续退场形成对比的是，人们发现当下能记得住名字的新闻发言人越来越少。到底是媒体“失去了才知道珍惜”，还是两个群体之间已经找到“合适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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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奉告”简直“有损国格”

2003年的SARS是场灾难，却也是促成新闻发言人和媒体正式交往的“媒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王国庆曾回忆说，SARS之前，国新办的新闻发布，有些部委并不配合，“有时候为了把一位部长请出来，赵启正同志（时任国新办主任）也亲自打电话”。

地方遇到突发事件，信息渠道也不畅通，为掌握真实情况，回答媒体提问，国新办工作人员给各省宣传部门打电话、发电报，遭遇到不少和媒体一样的冷遇。

“因为SARS的信息发布存在问题，政府形象、声誉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国民经济也遭受到巨大损失。这也让政府意识到政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2003年开始，政府全面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开条例。

2003年9月22日，来自教育部、国家环保总局、卫生部等66个部委的一百多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为期5天的培训学习，这是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其中就包括教育部的王旭明和铁道部的王勇平等。

培训班班主任是时任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培训共进行了5天，九堂课。与以往干部培训完全不同的是，当时课程“比较开放”，除了基础理论课之外，还请了媒体记者讲课，实际模拟媒体采访现场。

国内培训结束后，部分部委和省市的发言人参加了国新办在美国、英国等地举办的“高级研修班”。

王旭明坦言，之后的许多新闻发布理念正是来源于这段国外学习的经历。

国外研修中，有一次《华盛顿邮报》公共关系总管罗宾逊告诉王旭明，自己常常想报道中国方面的事，但对方经常“无可奉告”。他们只能把“无可奉告”作为新闻报道出去，这反而加深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不够开放的印象。这让王旭明意识到，“无可奉告”四个字简直是“有损国格”。

公安部时任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也有类似的感觉，“我们有时却有一点儿由于长期封闭养成的虚荣与自尊”，听到夸赞就喜不自胜，听到批评就容易视为恶攻和诽谤，“这并非大国自信，而是心态的脆弱”。

正是看到了两国在新闻发布制度上的差距，回国后，学员们铆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彼此间甚至会暗地较量，谁发布会数量多，谁在发布会上表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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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蜜月”

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75位部委发言人中，王勇平、王旭明、毛群安、武和平，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4位，被认为颇具“个人特色”。

毛群安是当中最早火起来的发言人。从2003年4月21日开始，卫生部每天都要对外发布SARS疫情通报。近两个月时间里，毛群安每天下午准时与公众见面，用几分钟时间通报当天疫情，“各位下午好，卫生部新闻办公室现在通报全国内地非典型肺炎疫情……”那段时间，收听（看）他的通报成了许多记者的必修课。

后来，王旭明和武和平所在的教育部、公安部，与毛群安所在的卫生部，被指定为国务院定点新闻发布会的试点。

王旭明每月都会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个性化表达，如“大学生养猪论”“教育买衣论”等等，成为各路记者报道焦点。

武和平则加密了新闻发布会的频率，将每月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改为每周一次，公安部也因此成为召开新闻发布会最为频繁的部委。

王勇平所在的铁道部，虽然没有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每年春节前后，都会召开多次新闻发布会，通报春运情况。

那几年正赶上高铁起步，舆论争议非常大，铁道部又连续几年深陷舆论热点，2008年南方冰灾、汶川地震以及火车实名制都与铁道部直接相关。王勇平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

数位媒体记者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当年他们与这些新闻发言人几乎是朝夕相处，互动频繁。有时双方的互动，甚至会影响部委的决策。

“和谐号”动车的命名正是其中一例。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最初动车组并没有打算叫“和谐号”，而是直接称为“CRH”动车组。当时一位拿到新闻通稿的记者向王勇平提议，“老百姓谁听得懂这个名字？既然是国产化，为什么不能有个中国名字？”

王勇平向铁道部领导表示“有媒体给我们提了一个合理化建议”。听完王勇平的叙述，有领导建议：“叫和谐号怎么样？”

王勇平很兴奋，这个名字也曾在他心里跳出过，“整个社会的矛盾就是基础建设薄弱，老百姓出行困难，这块搞不好，社会和谐也就没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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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出“裂痕”

“蜜月”并没有持续很久。2008年，王旭明被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2011年，王勇平因为在“7·23温州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论被热炒，随后调派波兰。一年后，武和平宣布退休，赴公安部文联担任副主席。最初的一批部委新闻发言人，因为各种原因，都在淡出相关岗位。

毛群安还在坚守。本来他2008年起就不再担任新闻发言人，但2014年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后，他又重新出山。但比起当年，毛已经较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最具戏剧性的是王勇平，他在“7·23温州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后，结束了发言人的生涯——赴波兰担任铁路合作组织的中国代表团主席。这对当时深陷舆论漩涡的王勇平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让他难过的是在“国内舆论的骂声中走出去”。

任期结束回国后，王勇平依然不愿意面对媒体，“社会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比较多，他们可能仍然会感兴趣，说不定这三年好不容易把心情搞宁静下来了，又被搅乱了”。另外，他也不想让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再为他担心，再承受一轮舆论的热炒，他母亲也多次叮嘱他“退休后回衡阳，别再碰媒体”。

7·23事故不但夺走了40条鲜活的生命，也在媒体与新闻发言人之间留下了至今无法修复的裂痕。

“勇平的确付出很大努力，并尽可能地回答媒体提出的问题，而且运用了发言人应掌握的各种要领，如理性、尊重和克制，甚至在现场一度混乱，被记者拧住臂膀时，他还能安之若素和平解释，直到离开会场”。

武和平曾详细分析铁道部发布会现场的问答细节，他认为王勇平最关键的错误在于“把危机事件处置当成了一般履职的新闻发布会”。另外，当年一系列与铁路相关的公共事件，都导致人们对铁路系统的积怨到达一个爆发点。在这场事故中，无论王勇平使出浑身解数，舆论风暴的来临早已经被注定，何况还碰撞出“这是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样极具传播度的语句。

提起那次事故，王旭明依然坚持沿用当年在给王勇平的公开信里的三句话来概括，“那场发布会根本不该开，开也不该他自己一个人开，即使该一个人开，也不该这么开”。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认为，2011年7·23事故新闻发布会和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离职，使这个制度中的一些积弊被放大，“其中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定位”。

他表示，“官员兼任”新闻发言人在国际上较为少见，而且新闻发布的权责界定比较模糊。

当初，王勇平担任新闻发言人并没有经过特别选拔，而是因为他担任铁道部宣传部长，与新闻发言人工作之间有一些交叉。

王旭明当年也是因为担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而兼职了教育新闻发言人。

在国外参观学习时，王旭明就发现，其新闻发言人本身就是一份专门职业，一般是由资深媒体人担任，而不是“不管他爱不爱说话，不管他什么性格，也不管他是不是符合岗位的条件，只要职务到了你就担任新闻发言人”。

如今，县级以上政府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银监会设定了专职新闻发言人，绝大多数新闻发言人仍是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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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归宿

王勇平出走波兰，人们开始盘点第一代新闻发言人最终的去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就看到，有人“在微博上宣称‘黄埔一期’培训出来的几位明星全部阵亡”。

他认为恰恰相反，“具有新闻发言人经历的领导干部成为优先提拔的对象，已经成为选拔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趋势。“黄埔一期”的一百多名学员中，有三成获得提拔，五位成为副部级领导。十八大后，一批有新闻发言人任职经历的干部被提拔，其中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有中宣部原发言人李伟（现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担任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10年的线联平（现任北京市教委主任）等”。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最出风头的王旭明、王勇平等人仕途并不尽如人意。

对此，王旭明认为，“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不是跟一种现象对抗，而是跟一种文化对抗，这种文化就是少说为佳，不说为美的文化”。

在他担任新闻发言人期间也试图去影响更多的官员，尽力去邀请高级别的官员出席新闻发布会，不过成功率只有一半。

要动员官员们开口说话，特别是在记者面前开口说话，绝非易事。一位不愿具名的新闻发言人透露了自己的诀窍，那就是找领导，“主要领导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与否，直接决定了新闻发言人的工作空间”。

新闻发言人的存在，也渐渐改变了官员群体的心理，被发言人请到台前的专业人士或者技术人员，渐渐在媒体互动中找到了乐趣，“很多人讲得比发言人还好”。

上述新闻发言人同时还强调，新闻发言人首先要了解领导意图，“必须在大方向上与他保持一致，第二，你发言好与不好，要接受社会检阅，但最主要还是要领导满意，他不满意你就不能再做太多的发布，发布了也有太多的阴影和压力”。

如果主要领导重视，虽然新闻发言人只是中层干部，但也能获得很多关键信息。反过来如果领导不重视，新闻发言人就很难能掌握到本部门最核心的信息。

相较于十年前，如今各级政府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发言人队伍空前庞大，史安斌也一直呼吁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全知全能”的授权机制，让他们列席最高层级的会议，全面掌握信息。“现在这个制度没有在政府部门得以贯彻，特别是在地方省级、市级新闻发言人制度上没有得到好的保证，发言人在不了解全部情况下发布新闻还很常见。”

当新闻发言人之前，王旭明“从没有想过信息公开会这么难，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官场是习惯不公开，我越向前走，越发觉得公开的压力、阻力越大，越难”。

离开了新闻发言人岗位，王旭明依旧关注着每一场新闻发布会，“有时候恨不得自己上阵去帮他说”。今年天津港大爆炸事件中，他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到第七场新闻发布会主要领导才出来，按国务院规定，要同步部署、同步推进，一边抢救，一边布置新闻公开”。

不管怎样，部委新闻发言人和媒体似乎再难回到过去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了。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一些部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频率正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