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参加这个会有很多感慨，先抒发一点，前面这个老师讲这个十年是一个很短暂的历程，回顾十年以前，这个非典疫情爆发，而十年以前呢，我本人还在国外学习，当时从国外回来到上海，感觉到国内形势非常严峻，而等我回去的时候，北京市的四个人就已经死掉了，那时候感觉到这个压力非常大，对国内的情况很关注，而十年之后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我本人并没有什么成就，我得益于我们研究这个领域比较系统，在03年同样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黄金之年，03年至今被很多人称为中国的网络媒体元年，为什么叫元年呢?其实我想跟非典也有关系，因为非典疫情待在家里面没事干，上网的频率就会提高，所以03年客观上讲网络事件真的是在不断爆发，从黄静案到孙志刚案，到宝马撞人案，这样的一些事件，都是在互联网发起，而在此之前互联网可以说在中国传播也是零散的，而03年之后进入一个全面开花的境地，从07年开始我们开始做网络疫情的研究，当然研究过程中，也是和中国发言人整个制度建设和实践经历密切地和谐统一的，在进入这几年我们互联网的发展也使得我们今天谈到发言人的问题，除了传统的发布会之外，还会谈到他如何面对所谓新型的网络预期，这可能也是新闻发言人的一种技巧，在座的很多老师我们可能都是在一些培训，讲座中慢慢结识的，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想能站在这个位置上，首先是取决于我所从事这样一个比较新的行业，谈到十年之后这样一点感受，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总结一下传统的新闻发布的一些得失，另外我也想结合我自己的研究工作谈几点我的体会，今天也不是适合讲方法的时候，所以谈一点体会，仅供大家参考。
首先第一方面就是关于现在新闻发布和这个舆论引导之间的这样一个内在的一种联系，最近我们的郭老师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拳头和舌头，我想也挺好玩，什么叫舌头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说的软实力，就要靠嘴去说，而拳头就要靠一些硬手段，毕竟大家知道我们在整治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秩序中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这两个月互联网的秩序有一定的改善，从9月份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包括传统的民间意见领袖，还有党政机关的这些官微（官方微博），以及媒体微博这样三种势力的比较，发现明显意见领袖在下降，而党政机关和媒体微博力量在加强，这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可喜的现象吧，因为负面声音在减少，正面声音在加强，但是同时这也已经成为另外一个担忧，前两天有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讲，如果这样做下去，以后微博上老百姓全跑了，变成党政机关和媒体微博在那儿宣扬，岂不是又变成宣传阵地了，这个微博的作用是不是又回到报纸电视的时代，我想这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要使用拳头去解决问题，另外同时我们的舌头也应该注意，如何把话说得更好，说得让大家爱听，让大家愿意跟你去争议，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要思考的很大的问题，在很多问题应对上我们强调一些比较果断，比较激进的做法，其实根本上讲我们新闻发布制度，媒体沟通制度，还是应该具体完善和加强。
第二个体会就是关于培训和实践的启发，现在大量的培训非常多，包括我本人经常应各种各样的邀请，包括媒体界的，高校的，还有一些民间力量培训，我感觉到培训确实对大家很有帮助，因为通过培训大家的水平认识可以提升，但是我感觉很多人培训之后仍然很困惑，为什么培训之后我们面对媒体还是不能圆满解决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公众的心态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扭转，因为大量的猜疑也好，不相信也好，他是因为长时间以来我们一些公开透明工作做的不到位，我们一些沟通工作做的不及时而造成的，直到今天我们有微博，有微信，仍然有很多人在想办法编假话骗大家，这个被揭穿之后代价就是更加不相信政府，公信力流失，所以我讲培训得再好，哪怕把培训的主讲嘉宾都请过去，谁也不敢保证我们对这种舆论回答的问题完美无缺，滴水不漏或者是大家都满意，恐怕都做不到，我们本人也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老百姓是怀疑你，是不相信，是一定要挑你毛病的，这种互信关系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构建，所以我想大家在培训之后，更应该在实践中去做，现在很多人做工作有点类似于末日心态，这也是我听其他同志说的，什么叫末日心态呢？就是每天都当最后一天过，我们很多发言人也是这样的，我们都是领导干部，过两天可能工作调动，调到别的部门去了，调到别的部门去了我就高高在上，这个问题跟我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保证在我任期内这几天不出事，我把问题控制住就行了，下一任出事之后一般不会追到我身上，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我们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实践，特别是认真摸索，这个工作我想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人生这一代，而是发言人这一代，可能发言人一代就三五年时间，一代又一代发言人去努力，所以培训之后大家更多还是要从实践角度怎么样去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去摸索。
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自媒体这种发布和传统发布之间的认识，前两天有一个中国日报的记者打电话问我一个问题，我也是没有想到，很突然，‘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出事之后，都喜欢在微博上道歉，道歉之后又没有下文了，发布会也不开了，什么活动也不搞了这样好不好？’我说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第一点我要承认它好，为什么好呢？因为微博具有传统发布会所不具备的一个速度快，传播广的这样一个优点，因为发布会你要借助大众媒体，而大众媒体不掌握在我们政府相关部门手里，比如我要进入报纸，进入电视，报纸电视并不是我们部门办的，需要借助第三方，他必然在沟通上有一些损耗，但是这个微博我可以第一时间快速发布，另外信息相对比较准确，我原汁原味，但是同时这个问题也有局限性的，因为微博也不能普遍取代现实的发布，微博讲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快速，一个广泛，或者说我们及时准确，但是它并不能取代一切的发布，微博之后我们还需要干什么，需要进一步调查，进一步沟通，包括我们如何去解决问题，更多去给大家后续的播报和后续的进展，而不是说出事之后道歉，澄清，后面就再也不需要的，可以取代了传统的新闻发布和沟通渠道，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要辩证看，既不要否定这种方式和优势，同时也不要好像现在微博可以取代一切，微博可以取代信访局，微博可以取代上访，微博可以取代一切媒体，这个我觉得也不是。
第四个问题我讲的是一个角度和技法之间的关系，今天在座各位的老师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角度，尺度或者是技巧，你不足以改变一切问题，大家要的还是一个态度问题，今天很多老师讲到说实话，其实说实话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做舆情的做法，这个会上讲的也是仅供大家参考，我们接触外人很多比如中石化，我感觉到中石化内部应对舆情能力还是有提高的，但是他们很多人的心态角度是不一样的，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中石化负责外宣的一个领导人，在开会中讲到，他本来作为嘉宾在台下交流的，结果台下有一些人对中石化油价不满，提问中石化油价，这位中石化领导说：‘我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我们中石化每年为国家创造这么多价值，你们每开一块钱工资里面就有几毛几分是我们中石化贡献的。’台下一片哗然，甚至有人问他住哪儿，房间号多少。但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发布会上遇到另外一个中石化的同志，他是一个研究的，是一个学者型的，那次开会也是研讨会，他讲：‘你们大家看问题的角度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你不要总看我们的产品有多贵，看我们东西好不好，你不要拿日本比，(1.09) 日本油和我们比，日本油比我们便宜，比我们还好，因为我们的原油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买不着，在国际贸易中他封锁中国人，中国人买到的油都是伊朗等国家买的劣质的油，我们的油跟别人也不一样，炼好油之后我们油比别人还差，这不是我们想这么做，我们的油品质量就不一样，就像双汇一样，我们买的猪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怎么加工我的成本都比别人高。’这么一讲我觉得还挺可以理解的，中国人在国际上受歧视，中石化也不容易，你这么一讲大家觉得这个事就不一样，所以我讲你还是站在一个不是多高的方法，多高的技巧，而是站在一个真正让大家理解的角度，可能这个问题更重要，同样是中石化的两个人，一个是官员，高高在上，另外一个技术人员，我们从技术上我们吃亏，我们在国际上不占优势，我想这样讲，我们大家可能对中石化多一份理解。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引导和解决问题之间的关系，现在引导舆论，引导媒体，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公认，怎么讲引导舆论？疑问先是要看问题在哪儿？问题解决了，舆论就没有了，你怎么引导都没有用，我们以前接到海外的学者，有一个欧洲的同行也是做媒体的来交流，他说在欧洲在美国都谈不上引导，我觉得舆论就是舆论，怎么引导，我们只能用回应，只能说明只能解释，你不能带着他走，问题有没有解决，我的问题解决了，舆论自然就过去了，像这个双汇，当时我们都批判了他，很多问题都是为引导而引导，你讲了半天怎么受害，讲你多少多少损失，讲我们要振臂高呼，搞了半天，大家感觉到你问题在哪里解决，我看到你怎么加强比较安全，怎么样提高质量，这些方面要讲明白了，你不引导这个问题也可以过去，你天天跟大家讲我买的这个肉还有问题，你讲得再好，我们不要看广告看疗效，疗效不好广告做得再好也没有用，所以我希望发言人是这样的，发言人既要代表这个单位说话，同时你又不足以去影响单位本身最高决策，很多决策是领导拍板，你讲来讲去都是为了引导而引导，为了化妆而化妆，为了描红和描红，结果是你的作用很有限，所以我们的发言人制度其实更应该讲的发言人和我们工作机制，和我们解决问题这样的机制联系在一起，发言人干什么呢？要建立在所有业务部门去共同努力，共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再把他推出来，他是有这种小作用，而不是让他一个人站到外面以三寸不烂之舌让大家都信服你，把一切问题都解决掉，所以我想发言人制度走到今天，特别是媒体转型，网络多元化大家都出来报道这样一个时代，其实我们更应该知道什么才是问题的核心，什么才是公众希望看到的结果，今天主要是学习，我跟大家分享这几点看法，不占用大家过多的时间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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