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植：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刘培植象一本书，隽永而深刻；刘培植象一段历史，丰富而生动。无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的经历都是一个能让人肃然起敬，能引发你无限遐思的、蕴藏着丰富历史资源的宝藏。
他16岁参加红军并入党，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监狱，还被扣压过9次，也在党内5次被误解、批斗过，甚至被撤职、开除党籍,人生沉浮、几起几落，但他经受住了考验。他从事过军事、统战、公安、林业、农业、农垦、教育等多方面的工作。其一生历尽磨难不移其志，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目前仍然保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崇高精神境界，令人感叹不已。
听说刘老的故事，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终于有了日前对刘老的一次专访。作为一个仍然健在而为数不多的老红军，其敏捷的思维，清晰的记忆，快速的话语，充沛的精力，以及对事业、对工作的执着和敬业，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位88岁高龄的耄耋老人。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仅以此文献给刘培植，献给那些在历史的星空中曾经闪烁或悄然陨去的无数先烈们！
在中国共产党几十年起伏跌宕、气势恢宏的雄奇历史中，不乏领袖人物运筹帏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风采；也不乏中国共产党各路高级将领驰骋疆场、夺关斩将的英姿；更有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在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进程中围绕中心任务所作出的鲜为人知的繁枝细节。
刘培植丰富而特殊的经历，特别是他曾奉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等人之命，多次以红军代表和中央联络员的身份直接参与了“西安事变”前后期工作，为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联合东北军，化敌为友，实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做出了独特的、历史性的贡献。他的经历也同时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伟大，见证了实施这一政策的艰难曲折。
今天的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很难想象，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如果没有象刘培植这样的一大批忠诚战士在执行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念、与敌周旋的高超智慧、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没有他们在执行中所承担的各个环节、做出的各个完善细节，怎么能够建成新中国这座雄伟壮丽的大厦！
一九一七年，刘培植出生在宜君县五里镇东舍村一个农民家里。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乡亲们终日劳作，不得温饱，吃野菜，啃树皮，苦度岁月。刘培植一家老小9口人，住在两孔破烂不堪的土窑洞里，窑洞前面住人，后面就是牲畜圈。每到庄稼收割、打场时，地主老财就骑着骡马来监督看管，全家人一年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一点粮食，不等进屋就被地主、债主掠夺一空。有时只能靠从场院偷藏起来的一点粮食以维持生计。当时的刘培植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于家里和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都十分清楚，所有这些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地主老财的仇恨，对黑暗社会的仇恨深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
后来家里为了把刘培植培养成人，改变家庭的境遇，全家人在亲友的帮助下，让刘培植半耕半读上了5年私塾，3年初小和2年高小。为了不辜负家人和亲友们的期望，刘培植横下一条心，奋发努力，刻苦读书，先后学习了《论语》、《孟子》、《诗经》、《古文观止》、《幼学琼林》等课文。知识为刘培植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使他看到了比宜君县大得多的世界，也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了这个世上有个共产党，专为穷苦大众说好话办实事，为穷人谋幸福，是劳苦大众的救星，是地主老财、贪官污吏的死对头。他由衷地产生了对共产党的向往和追求。
1932年，年仅15岁的刘培植悄悄离家出走了，但不象他的父辈们是由于生活的艰难而被迫出走，而是去寻找共产党和红军，寻找一条能拯救劳苦大众的光明之路。1932年至1935年，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先后7次进入宜君县境内，打富济贫，除暴安良，宣传革命思想，动摇了宜君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在宜君县人民群众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了许多标语口号。正在寻找红军的刘培植看到这些埋在自己心里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语，心潮起伏、热血沸腾，循着这些红军留下的痕迹寻找红军。1932年红2团南下，在宜君县西北200公里的华池、南梁堡一带打游击，刘培植闻讯赶去时，可惜晚了一步，红军已经转移了。但他并没有放弃，寻找红军的强烈愿望让他多次追寻红军而又失之交臂。直到1933年，听说红军的消息后，他装扮成小商贩，两次去店头镇和龙坊镇，以贩卖酒香为名，暗中寻找红军，终于在龙坊镇找到了红军，并由田兴仁、马映俊二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愿望，这一年刘培植16岁。从此刘培植踏上了新的人生道路，开始了他漫长而辉煌的革命生涯。
入党之后，党组织派他回到宜君县继续上高小，开展隐蔽活动，发展组织，联络群众，给红军收集和传送情报。并以学生自治会会长的身份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在此期间还组织学生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反动校长、当局军警官吏进行不屈的斗争，曾两次被反动当局抓进监狱，后在同学们的罢课斗争的强烈要求下才被放回。
1935年，已有两年党龄，并有一定地下工作经验的刘培植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更引起了地方豪绅的仇恨。在家乡不能再呆下去了，这更激起了刘培植对红军、对组织的怀念。此时，他约了四位同学，一行五人多次绕过敌人的岗哨和关卡，终于渡过洛河来到了红军的地盘，见到了当年他入党介绍人之一的田兴仁，汇报了两年来的工作。随即，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秘书长张文华分别和他们谈了话，赞扬了他们的行动并鼓励他们在革命队伍中努力锻炼提高自己。此后，刘培植被分配到政府经济建设委员会任经济建设科科长。随着陕北边区军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经济建设也在小范围内逐步进行。苏区进行了土改运动，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了身，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刘培植边战斗，边建设，反围剿，发动群众征粮、扩红、分田、组织生产。在当时农业生产落后，苏区粮食奇缺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政府和军队的吃饭问题，刘培植发挥自己善于思考、敢于实践的优势，除带保卫队、运输队外，还以牛、马、驴、骆驼为工具到敌占区运输粮食。在苏区则主要采取了设“红军公田”的办法，即在苏区各地分配的田地中，抽出一部分土地由农民代耕，收获的粮食全部交给政府，由政府统一分配。同时在各村、镇设红军公粮站，实行粮票和草料票供应制，红军每到一地凭票吃饭，就地获得饲料，群众持票到公粮站领粮领草。采取这些办法后，有效地解决了根据地的粮食生产和供给，支援了前方战争，同时也为苏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冬至1936年春，蒋介石为了排除异已，驱使东北军围剿红军以达到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
党中央、毛主席深刻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研究了东北军的历史和现状，制定了《东北军工作提纲》。为了加强对争取东北军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周恩来同志任书记，叶剑英同志任副书记。大力开展宣传活动，除了从军事上给予打击外（消灭了三个师），主要从政治上争取东北军，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广为散发《斗争报》、《打回老家去》《还我河山》等宣传品，并采用火线喊话、互派代表的方式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朱德、刘志丹等联名发表了《红军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号召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打回老家去。并亲自给张学良以及东北军各军的军、师、旅、团、营长写信，阐明我党抗日立场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
当时，刘培植任陕甘苏维埃政府粮食部副部长、省委白区工作部副部长兼管红29军政治部工作。根据中央关于争取东北军的指示，他们分析研究了争取东北军的具体工作部署。认为当时在红军的当面之敌是东北军的107师，各团和红军仅一河之隔，经常有对话。该师在榆林战役中被红军消灭了一个团又一营，损失惨重，为保存实力，不敢轻举妄动。加之广大官兵对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有所认识，通过由下而上的推动上层军官转变思想，是有可能转变其敌对态度的。因此，争取107师，打通渠道，进而争取整个东北军是有可能的。周恩来到陕甘省委指导工作时，命刘培植以红军29军代表的身份前去甘泉城做107师师长刘翰东的工作。
这就有了刘培植孤胆闯敌营的故事。1936年春节刚过，刘培植临危受命，身着便装秘密潜入甘泉城内，来到107师师部，向卫兵亮明身份，告知有要事面见师长，卫兵半信半疑，又怕误了军机大事，硬着头皮进去报告。一会儿出来将刘培植请了进去。进入内室，刘翰东让手下出去，刘培植向他说明来意，并问道：“想必刘师长听说过共产党和红军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政策吧？”刘翰东好象并无恶意，见问话，便操作东北话说：“老弟既出此言，就请座下慢慢细谈。“落座后，刘翰东主动说：“从你们那里回来的人（指红军释放回来的东北军俘虏）向我谈起过一些你们那儿的情况，你来我欢迎。”见刘翰东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有所了解，两人的敌对情绪逐渐消失，谈话也比较投机起来。加上行前刘培植对中央政策和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准备，交谈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刘翰东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最后，刘培植说：“还望刘师长看清形势，联合抗日才是出路”。刘翰东频频点头说：“先生言这有理，我们愧对三千万东北同胞，游浪它乡的滋味我是领教了，只有联合抗日我们才能返回东北老家。”这样，刘翰东的107师就成了东北军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个师，不仅在火线上不向我军进攻，不打真仗，同时还对红军出入苏区提供多方面的方便。
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个以红军代表身份孤身到东北军进行谈判的成功事例（后来刘培植又被派去做129师师长周福成的工作被扣押，未谈成，经舌战和迫于我军压力，明放暗杀未遂）。回来后，刘培植将这两次见面谈判的详细情况（一好一坏）写了报告给叶剑英并转呈周恩来，为周恩来及党中央认识形势、制定政策提供了第一手的，准确、客观的事实依据。通过这以后开始逐步沟通了渠道，建立起了联系，开创了红军和东北军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联系的局面。
事后不久，刘培植又奉周恩来之命，拿着周恩来给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105师师长刘多荃的亲笔信，再次孤身去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然而，这一次就不如上次那么顺利和简单了。他利用107师刘翰东师长提供的东北军军服、臂章、胸章等，化装成东北军军官。持周恩来的亲笔信来到洛川105师师部，求见师长刘多荃，当时蒋介石派出在东北军内部监视的耳目也不少，东北军内部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到了105师师部后，一位副官接见了他，由于他当时不懂国民党军队的礼节，见了副官长没有立正，引起了的怀疑，当即撕开信件，一看是周恩来的亲笔信，大吼道：“你是‘共匪’代表！”不由分说便把他关押起来。并瞒着军长王以哲、师长刘多荃密报政训处主任后直接密报给蒋介石，蒋下令将其“就地处决”。关押期间，刘培植见身份已暴露，便公开以红军代表的身份与敌周旋，大义凛然，舌战群敌（旅长、团长），赢得了包括看守他的连排长的钦佩，暗中为他传递消息。张学良知道后，一面对蒋谎称已将刘培植枪毙，一面又设法营救，亲自致电王以哲和刘多荃说：“最好秘密放回去，否则会因小失大。”后在一个夜晚，105师师长刘多荃秘密到关押他的洛川飞机场来看他，一见面就愧疚地说：“刘老弟，对不起，你受屈了。”刘培植说：“这没什么，我个人受点皮肉之苦倒没关系，但我是红军代表，是奉我党周副主席之命来与你谈判的。”刘多荃连忙说：“感谢周先生的抗日决心和关怀东北军的诚意，我们愿同红军联合抗日。我代表我们王军长向你道歉。”这样，刘培植以红军代表和中央联络员的身份与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开始了在洛川机场的秘密谈判，最终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1、停止向苏区和红军进攻；2、若奉命进攻，事前通知，交战时枪口朝天放：3、秘密往来，互通消息，并同意为红军从西安购运军事物资。协议谈妥后，刘多荃派他的特务连长武文祥护送他回苏区。这样刘培植虽然经过20多天的历险和磨难，但终不辱使命，完成了周副主席交给他的任务。
多年后，原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回忆说：“刘培植是共产党、红军派来做我工作的，我有认识后，做张学良的工作，张有了认识后和周副主席在延安谈判。”
回到苏区，刘培植即向省委和周恩来汇报了此次遇险及谈判的结果，周恩来高兴地说：“既抓又放，证明我们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正确的，二十万东北军是可以争取的。”在这期间，刘培植又在叶剑英、彭德怀、罗瑞卿、肖劲光（司令）、朱理治（陕甘省委书记、中央代表）等人领导下，多次往返于苏区和西安等地，运送物资、护送队伍等等，深入东北军与其军、师、旅、团、营各级军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东北军上下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他先后做了近4年的东北军工作，由半公开到西安事变后，又奉命转入地下，和东北军官兵同吃同住，共同对日军作战。东北军在各个战场上都非常英勇，67军和49军首战上海和江阴要塞；南京失守后，51军参战淮河阻击战，51军57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保卫武汉和向苏鲁敌后挺进都做出了大量牺牲和贡献。刘培植当时以传令兵的身份（共产党员）参加了东北军的这些战斗，特别在台儿庄大战中，他在团长害怕跑了的危急情况下，挺身而出，指挥部队在台儿庄战略要地——邵庄打了胜仗，战后李宗仁曾说：团长跑了，传令兵指挥却打了个胜仗。
在东北军工作的4年中，有129位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111师常恩多师长（党员，带军起义转为八路军）、112师万毅旅长（党员七大代表）、113师师长张炳南旅长（党员）、114师参谋长解方（党员七大代表）、114师贾陶旅长（党员七大代表）等）。有数万名官兵东北军官兵牺牲了性命，刘培植也身负重伤。谈到这些，刘培植感慨万千，提出了他对东北军性质和地位界定的认识：东北军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军，他们在抗战中担负了正面战场的重要任务，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一举改变了中国历史运行的轨迹，国共两党得以第二次合作，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所致力推动的全面抗战的局面。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3年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历史的尘埃已经落定，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到21世纪，当我们已经能够理智而客观地认识历史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在缅怀、颂扬那些彪炳史册的英雄的时候，我们又怎能忘记那些——和刘培植一样曾经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英雄们。
刘培植小档案：
刘培植，陕西省宜君县人，1917年2月生，半耕半读10年（私塾5年、初小3年、高小2年），中等文化程度。1933年参加红军并同时入党，在陕甘边区任科长、独立团政委、省苏维埃政府副部长、省白区工作部副部长。亲历“西安事变”，并亲受周恩来、叶剑英等指派，作为红军代表和中央联络员做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时任“东工委”组织部长，51军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14师特委书记，中央统战部（王明任部长）友军工作科长兼军委联络部（王若飞任部长）调查研究科长，中央调查局（局长贾托夫、欧阳钦）和留守兵团司令部（肖劲光司令）军事研究室主任，中央秘密交通部（周恩来、任弼时兼正副部长）交通科科长。解放战争期间，任辽北（辽宁）省委社会部长兼公安总局局长，行政公署专员，东北人民政府荣军与复员委员会主任。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代理部长、党委书记，国家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局长、党组成员，农垦部长助理、党委书记，农业部副部长（正部级）。在创办事业方面，1948年开辟北大荒，创办了第一批国营农场，创办了乡镇企业，创办了发办教育，作为政协委员提案和报告建议促成了“农业基本法”、“草原法”、“森林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起草和通过。
他一生坎坷，对敌斗争时九次被捕被扣，十次遇险；在党内历经“肃反运动”、“抢救运动”、“三反运动”、“反右派”和文革中抄家、专政，进五七干校等；被打成右派撤职，开除党籍降职五级，身处逆境二十多年，但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保持了“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高风亮节。离休后，刘培植又投入到了新的社会工作中，经常深入基层工厂、农村调查研究，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等提出多项建议和意见。并根据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经历，著书立说，发表出版了二十三本（一千多万字）著作，其时间跨越两个世纪七十多年，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民生、民情等多方面，为社会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同时还热心社会公共事业，兼任了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主席、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副会长、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人民公仆》编委会荣誉顾问、中国甜菊协会理事长、中国教育电视台《专利档案》栏目高级顾问、陕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名誉会长、张学良及东北军军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等几十个社会职务。
他16岁参加红军并入党，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监狱，还被扣压过9次，也在党内5次被误解、批斗过，甚至被撤职、开除党籍,人生沉浮、几起几落，但他经受住了考验。他从事过军事、统战、公安、林业、农业、农垦、教育等多方面的工作。其一生历尽磨难不移其志，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目前仍然保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崇高精神境界，令人感叹不已。
听说刘老的故事，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终于有了日前对刘老的一次专访。作为一个仍然健在而为数不多的老红军，其敏捷的思维，清晰的记忆，快速的话语，充沛的精力，以及对事业、对工作的执着和敬业，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位88岁高龄的耄耋老人。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仅以此文献给刘培植，献给那些在历史的星空中曾经闪烁或悄然陨去的无数先烈们！
在中国共产党几十年起伏跌宕、气势恢宏的雄奇历史中，不乏领袖人物运筹帏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风采；也不乏中国共产党各路高级将领驰骋疆场、夺关斩将的英姿；更有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在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进程中围绕中心任务所作出的鲜为人知的繁枝细节。
刘培植丰富而特殊的经历，特别是他曾奉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等人之命，多次以红军代表和中央联络员的身份直接参与了“西安事变”前后期工作，为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联合东北军，化敌为友，实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做出了独特的、历史性的贡献。他的经历也同时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伟大，见证了实施这一政策的艰难曲折。
今天的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很难想象，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如果没有象刘培植这样的一大批忠诚战士在执行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念、与敌周旋的高超智慧、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没有他们在执行中所承担的各个环节、做出的各个完善细节，怎么能够建成新中国这座雄伟壮丽的大厦！
牛犊少年矢志当红军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南端，关中平原的北面，座落着一个历史悠久的县城——宜君县。在历史上，这里民风纯朴、文化发达，山青水秀、气候宜人，得到了许多古代帝王将相的青睐，被认为是宜于君王生活、居住的地方，故有“宜君”之名。一九一七年，刘培植出生在宜君县五里镇东舍村一个农民家里。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乡亲们终日劳作，不得温饱，吃野菜，啃树皮，苦度岁月。刘培植一家老小9口人，住在两孔破烂不堪的土窑洞里，窑洞前面住人，后面就是牲畜圈。每到庄稼收割、打场时，地主老财就骑着骡马来监督看管，全家人一年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一点粮食，不等进屋就被地主、债主掠夺一空。有时只能靠从场院偷藏起来的一点粮食以维持生计。当时的刘培植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于家里和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都十分清楚，所有这些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地主老财的仇恨，对黑暗社会的仇恨深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
后来家里为了把刘培植培养成人，改变家庭的境遇，全家人在亲友的帮助下，让刘培植半耕半读上了5年私塾，3年初小和2年高小。为了不辜负家人和亲友们的期望，刘培植横下一条心，奋发努力，刻苦读书，先后学习了《论语》、《孟子》、《诗经》、《古文观止》、《幼学琼林》等课文。知识为刘培植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使他看到了比宜君县大得多的世界，也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了这个世上有个共产党，专为穷苦大众说好话办实事，为穷人谋幸福，是劳苦大众的救星，是地主老财、贪官污吏的死对头。他由衷地产生了对共产党的向往和追求。
1932年，年仅15岁的刘培植悄悄离家出走了，但不象他的父辈们是由于生活的艰难而被迫出走，而是去寻找共产党和红军，寻找一条能拯救劳苦大众的光明之路。1932年至1935年，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先后7次进入宜君县境内，打富济贫，除暴安良，宣传革命思想，动摇了宜君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在宜君县人民群众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了许多标语口号。正在寻找红军的刘培植看到这些埋在自己心里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语，心潮起伏、热血沸腾，循着这些红军留下的痕迹寻找红军。1932年红2团南下，在宜君县西北200公里的华池、南梁堡一带打游击，刘培植闻讯赶去时，可惜晚了一步，红军已经转移了。但他并没有放弃，寻找红军的强烈愿望让他多次追寻红军而又失之交臂。直到1933年，听说红军的消息后，他装扮成小商贩，两次去店头镇和龙坊镇，以贩卖酒香为名，暗中寻找红军，终于在龙坊镇找到了红军，并由田兴仁、马映俊二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愿望，这一年刘培植16岁。从此刘培植踏上了新的人生道路，开始了他漫长而辉煌的革命生涯。
入党之后，党组织派他回到宜君县继续上高小，开展隐蔽活动，发展组织，联络群众，给红军收集和传送情报。并以学生自治会会长的身份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在此期间还组织学生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反动校长、当局军警官吏进行不屈的斗争，曾两次被反动当局抓进监狱，后在同学们的罢课斗争的强烈要求下才被放回。
1935年，已有两年党龄，并有一定地下工作经验的刘培植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更引起了地方豪绅的仇恨。在家乡不能再呆下去了，这更激起了刘培植对红军、对组织的怀念。此时，他约了四位同学，一行五人多次绕过敌人的岗哨和关卡，终于渡过洛河来到了红军的地盘，见到了当年他入党介绍人之一的田兴仁，汇报了两年来的工作。随即，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秘书长张文华分别和他们谈了话，赞扬了他们的行动并鼓励他们在革命队伍中努力锻炼提高自己。此后，刘培植被分配到政府经济建设委员会任经济建设科科长。随着陕北边区军事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经济建设也在小范围内逐步进行。苏区进行了土改运动，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了身，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刘培植边战斗，边建设，反围剿，发动群众征粮、扩红、分田、组织生产。在当时农业生产落后，苏区粮食奇缺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政府和军队的吃饭问题，刘培植发挥自己善于思考、敢于实践的优势，除带保卫队、运输队外，还以牛、马、驴、骆驼为工具到敌占区运输粮食。在苏区则主要采取了设“红军公田”的办法，即在苏区各地分配的田地中，抽出一部分土地由农民代耕，收获的粮食全部交给政府，由政府统一分配。同时在各村、镇设红军公粮站，实行粮票和草料票供应制，红军每到一地凭票吃饭，就地获得饲料，群众持票到公粮站领粮领草。采取这些办法后，有效地解决了根据地的粮食生产和供给，支援了前方战争，同时也为苏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出生入死神奇建功勋
在苏区的日子里，由于工作的需要，刘培植曾经在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陈云等高级领导的直接委派和指导下进行工作，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总结，使得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先后担任了陕甘边区经济建设科长、独立团政委、省苏维埃政府粮食部副部长、省委白区工作部副部长，做争取东北军的红军代表和中央联络员，“西安事变”时任东工委组织部长，1939年中央统战部代理科长兼联络部调查研究科科长。1935年冬至1936年春，蒋介石为了排除异已，驱使东北军围剿红军以达到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利。
党中央、毛主席深刻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研究了东北军的历史和现状，制定了《东北军工作提纲》。为了加强对争取东北军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周恩来同志任书记，叶剑英同志任副书记。大力开展宣传活动，除了从军事上给予打击外（消灭了三个师），主要从政治上争取东北军，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广为散发《斗争报》、《打回老家去》《还我河山》等宣传品，并采用火线喊话、互派代表的方式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朱德、刘志丹等联名发表了《红军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号召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打回老家去。并亲自给张学良以及东北军各军的军、师、旅、团、营长写信，阐明我党抗日立场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
当时，刘培植任陕甘苏维埃政府粮食部副部长、省委白区工作部副部长兼管红29军政治部工作。根据中央关于争取东北军的指示，他们分析研究了争取东北军的具体工作部署。认为当时在红军的当面之敌是东北军的107师，各团和红军仅一河之隔，经常有对话。该师在榆林战役中被红军消灭了一个团又一营，损失惨重，为保存实力，不敢轻举妄动。加之广大官兵对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有所认识，通过由下而上的推动上层军官转变思想，是有可能转变其敌对态度的。因此，争取107师，打通渠道，进而争取整个东北军是有可能的。周恩来到陕甘省委指导工作时，命刘培植以红军29军代表的身份前去甘泉城做107师师长刘翰东的工作。
这就有了刘培植孤胆闯敌营的故事。1936年春节刚过，刘培植临危受命，身着便装秘密潜入甘泉城内，来到107师师部，向卫兵亮明身份，告知有要事面见师长，卫兵半信半疑，又怕误了军机大事，硬着头皮进去报告。一会儿出来将刘培植请了进去。进入内室，刘翰东让手下出去，刘培植向他说明来意，并问道：“想必刘师长听说过共产党和红军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政策吧？”刘翰东好象并无恶意，见问话，便操作东北话说：“老弟既出此言，就请座下慢慢细谈。“落座后，刘翰东主动说：“从你们那里回来的人（指红军释放回来的东北军俘虏）向我谈起过一些你们那儿的情况，你来我欢迎。”见刘翰东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有所了解，两人的敌对情绪逐渐消失，谈话也比较投机起来。加上行前刘培植对中央政策和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准备，交谈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刘翰东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最后，刘培植说：“还望刘师长看清形势，联合抗日才是出路”。刘翰东频频点头说：“先生言这有理，我们愧对三千万东北同胞，游浪它乡的滋味我是领教了，只有联合抗日我们才能返回东北老家。”这样，刘翰东的107师就成了东北军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个师，不仅在火线上不向我军进攻，不打真仗，同时还对红军出入苏区提供多方面的方便。
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个以红军代表身份孤身到东北军进行谈判的成功事例（后来刘培植又被派去做129师师长周福成的工作被扣押，未谈成，经舌战和迫于我军压力，明放暗杀未遂）。回来后，刘培植将这两次见面谈判的详细情况（一好一坏）写了报告给叶剑英并转呈周恩来，为周恩来及党中央认识形势、制定政策提供了第一手的，准确、客观的事实依据。通过这以后开始逐步沟通了渠道，建立起了联系，开创了红军和东北军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联系的局面。
事后不久，刘培植又奉周恩来之命，拿着周恩来给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105师师长刘多荃的亲笔信，再次孤身去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然而，这一次就不如上次那么顺利和简单了。他利用107师刘翰东师长提供的东北军军服、臂章、胸章等，化装成东北军军官。持周恩来的亲笔信来到洛川105师师部，求见师长刘多荃，当时蒋介石派出在东北军内部监视的耳目也不少，东北军内部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到了105师师部后，一位副官接见了他，由于他当时不懂国民党军队的礼节，见了副官长没有立正，引起了的怀疑，当即撕开信件，一看是周恩来的亲笔信，大吼道：“你是‘共匪’代表！”不由分说便把他关押起来。并瞒着军长王以哲、师长刘多荃密报政训处主任后直接密报给蒋介石，蒋下令将其“就地处决”。关押期间，刘培植见身份已暴露，便公开以红军代表的身份与敌周旋，大义凛然，舌战群敌（旅长、团长），赢得了包括看守他的连排长的钦佩，暗中为他传递消息。张学良知道后，一面对蒋谎称已将刘培植枪毙，一面又设法营救，亲自致电王以哲和刘多荃说：“最好秘密放回去，否则会因小失大。”后在一个夜晚，105师师长刘多荃秘密到关押他的洛川飞机场来看他，一见面就愧疚地说：“刘老弟，对不起，你受屈了。”刘培植说：“这没什么，我个人受点皮肉之苦倒没关系，但我是红军代表，是奉我党周副主席之命来与你谈判的。”刘多荃连忙说：“感谢周先生的抗日决心和关怀东北军的诚意，我们愿同红军联合抗日。我代表我们王军长向你道歉。”这样，刘培植以红军代表和中央联络员的身份与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开始了在洛川机场的秘密谈判，最终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1、停止向苏区和红军进攻；2、若奉命进攻，事前通知，交战时枪口朝天放：3、秘密往来，互通消息，并同意为红军从西安购运军事物资。协议谈妥后，刘多荃派他的特务连长武文祥护送他回苏区。这样刘培植虽然经过20多天的历险和磨难，但终不辱使命，完成了周副主席交给他的任务。
多年后，原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回忆说：“刘培植是共产党、红军派来做我工作的，我有认识后，做张学良的工作，张有了认识后和周副主席在延安谈判。”
回到苏区，刘培植即向省委和周恩来汇报了此次遇险及谈判的结果，周恩来高兴地说：“既抓又放，证明我们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正确的，二十万东北军是可以争取的。”在这期间，刘培植又在叶剑英、彭德怀、罗瑞卿、肖劲光（司令）、朱理治（陕甘省委书记、中央代表）等人领导下，多次往返于苏区和西安等地，运送物资、护送队伍等等，深入东北军与其军、师、旅、团、营各级军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东北军上下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他先后做了近4年的东北军工作，由半公开到西安事变后，又奉命转入地下，和东北军官兵同吃同住，共同对日军作战。东北军在各个战场上都非常英勇，67军和49军首战上海和江阴要塞；南京失守后，51军参战淮河阻击战，51军57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保卫武汉和向苏鲁敌后挺进都做出了大量牺牲和贡献。刘培植当时以传令兵的身份（共产党员）参加了东北军的这些战斗，特别在台儿庄大战中，他在团长害怕跑了的危急情况下，挺身而出，指挥部队在台儿庄战略要地——邵庄打了胜仗，战后李宗仁曾说：团长跑了，传令兵指挥却打了个胜仗。
在东北军工作的4年中，有129位共产党员英勇牺牲了（111师常恩多师长（党员，带军起义转为八路军）、112师万毅旅长（党员七大代表）、113师师长张炳南旅长（党员）、114师参谋长解方（党员七大代表）、114师贾陶旅长（党员七大代表）等）。有数万名官兵东北军官兵牺牲了性命，刘培植也身负重伤。谈到这些，刘培植感慨万千，提出了他对东北军性质和地位界定的认识：东北军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军，他们在抗战中担负了正面战场的重要任务，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一举改变了中国历史运行的轨迹，国共两党得以第二次合作，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所致力推动的全面抗战的局面。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3年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历史的尘埃已经落定，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到21世纪，当我们已经能够理智而客观地认识历史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在缅怀、颂扬那些彪炳史册的英雄的时候，我们又怎能忘记那些——和刘培植一样曾经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英雄们。
刘培植小档案：
刘培植，陕西省宜君县人，1917年2月生，半耕半读10年（私塾5年、初小3年、高小2年），中等文化程度。1933年参加红军并同时入党，在陕甘边区任科长、独立团政委、省苏维埃政府副部长、省白区工作部副部长。亲历“西安事变”，并亲受周恩来、叶剑英等指派，作为红军代表和中央联络员做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时任“东工委”组织部长，51军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14师特委书记，中央统战部（王明任部长）友军工作科长兼军委联络部（王若飞任部长）调查研究科长，中央调查局（局长贾托夫、欧阳钦）和留守兵团司令部（肖劲光司令）军事研究室主任，中央秘密交通部（周恩来、任弼时兼正副部长）交通科科长。解放战争期间，任辽北（辽宁）省委社会部长兼公安总局局长，行政公署专员，东北人民政府荣军与复员委员会主任。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代理部长、党委书记，国家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局长、党组成员，农垦部长助理、党委书记，农业部副部长（正部级）。在创办事业方面，1948年开辟北大荒，创办了第一批国营农场，创办了乡镇企业，创办了发办教育，作为政协委员提案和报告建议促成了“农业基本法”、“草原法”、“森林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起草和通过。
他一生坎坷，对敌斗争时九次被捕被扣，十次遇险；在党内历经“肃反运动”、“抢救运动”、“三反运动”、“反右派”和文革中抄家、专政，进五七干校等；被打成右派撤职，开除党籍降职五级，身处逆境二十多年，但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保持了“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高风亮节。离休后，刘培植又投入到了新的社会工作中，经常深入基层工厂、农村调查研究，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等提出多项建议和意见。并根据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经历，著书立说，发表出版了二十三本（一千多万字）著作，其时间跨越两个世纪七十多年，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民生、民情等多方面，为社会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同时还热心社会公共事业，兼任了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主席、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副会长、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人民公仆》编委会荣誉顾问、中国甜菊协会理事长、中国教育电视台《专利档案》栏目高级顾问、陕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名誉会长、张学良及东北军军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等几十个社会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