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于2003年）

有人说：看他做手术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愉悦；有人说：看他的手术就象是在欣赏一场艺术表演。只有他才能如此游刃有余、如此轻松自如，如此飘逸洒脱。他却说：我只是在工作中陶醉，在工作中创造！

求学行医路漫漫

　　1937年，王宇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那正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虐中国的时候，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在王宇的记忆中留下了充满恐怖的回忆。儿时由于家境贫困，他在苦难中敖过了童年。所幸没有多少文化的父母生性要强，他们千方百计省吃减用，也要供王宇上学，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有点知识，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即便如此，在小学阶段由于经济窘迫，王宇不得不失学三年。帮助家里干些零活或捡煤渣以维持生计。少年时代的生活和求学的坎坷，培养了王宇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以及自立自强，拼搏向上的精神。
在王宇人生体验的开始和知识启蒙阶段，他目睹了温疫流行给人们生命带来的威胁，经历了周围的人和自己的亲友在病痛中痛苦地挣扎，更由于很多人无钱就医，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些都在王宇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从那时起在王宇朦胧的意识中就渴望着将来能成为一个行医济世的医生，为饱受病痛折磨的人们解除痛苦，为受到病魔威胁的人们驱病除魔。
　　1949年，当人们扭起秧歌，打起腰鼓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时候，伴随着共和国的诞生，王宇也迎来了他阳光灿烂的青年时代。正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在那个青春如歌的年代，他开始了中学阶段的学习，这一时期他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儿时的学知识长本领养家糊口，升华为学知识长本领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这种思想认识上的转变与进步，奠定了王宇终身行医、做事、 做人的基本准则。正是这种思想认识上的提高，王宇更加积极主动地发奋学习，渴望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初中3年级到高中2年级期间，王宇一直担任初中1年级少年先锋队的辅导员，这期间他组织少先队员向“卓亚、保尔、刘胡兰”等英雄学习，带领少先队员们过队日、搞郊游、去野营，他的课余时间几乎全都用在了辅导、组织少先队的活动中。这无疑锻炼了和培养了他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并且对他思想道德的培养和正确世界观的确立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王宇于1956年，高中2 年级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他更加自觉、严格地以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言行。青年时代正是一个人渴求知识、崇拜偶像的时期，在学习工作之余，他阅读了大量科学家的传记和文章，特别是当时前苏联著名医学家巴甫洛夫、巴斯德等名医，深深地吸引了他，更加坚定了他要成为一名医学工作者的志愿。
　　1957年，王宇终于如愿考入了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实现了儿时要当医生的第一步，在这个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前辈医学家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谨的治学态度，勤奋的工作精神，感染和激励着年青的王宇。在这里，他犹如久旱的禾苗沐浴着春天的雨露，对知识的渴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强烈；而日见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使他能够在医学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为他今后的工作、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王宇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原北京中苏友好医院）外科工作，这是一家有着光荣的传统，拥有一批著名专家，当时设备条件相当先进的大型综合医院。在兴奋和跃跃欲试的同时，他暗暗下定决心，努力向前辈医师学习，不断在临床实践中丰富自己，尽快适应临床工作的要求，为今后进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在此期间，他非常幸运得到了当时的科主任，著名外科专家孙衍庆教授的言传身教，孙教授丰富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私的提携使王宇收益终生，也由此使他真正进入了医学的门槛，并为此拼搏、奋斗至今，无悔无怨。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对于巴斯德的这句名言，王宇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在文革动乱的年代，王宇没有放弃专业，没有放弃学习，而是排除各种干扰，在完成日常临床工作的同时主动阅读大量的医学书籍和文献。不管是在寒冷的冬天还是在炎热的酷暑，读书、学习、思考、总结、提高成了王宇生活中的重要内容。1978年，王宇参加了文革后我国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生的考试，由于平时的积累，特别是文革中没有放弃学习，有准备的王宇没有让机会错过，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文革后我国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
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是王宇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那么三中全会开始后的新时期，则是王宇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开端。1979年至1981年在法国留学期间，王宇深感在经历了文革灾难后的中国医学事业已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在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责任感的驱动下，王宇发奋了，发狠了。他以自己顽强的毅力和超乎寻常的刻苦，以自己娴熟的手术技巧和丰富的病理知识赢得了国外同事的认可和尊重，他所在的医院多次挽留，希望他留在法国。然而，王宇考虑的不是国外优裕的生活环境和舒适的工作条件，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要把学到的先进技术带回中国，服务于我的祖国，服务于我的人民。1981年，学业刚满的王宇就义无返顾地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

妙手回春除病魔

　　王宇常说，作为一名医生，除了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外，还要有一个良好的医德，它决定了一个医生能否把自己的知识很好地服务于人民，一个医生的人生价值也只有在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中才能真正得到体现，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更能够考验一个医生是否真正称职、真正合格。
王宇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地震后很多伤员被运送到了北京，运送到了友谊医院，看着这些源源不断送来的伤员在痛苦中挣扎，有的甚至奄奄一息。当时的王宇只有一个想法，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手术也许就能挽救一个生命，他组织全科室的人员投入紧急抢救工作，他对全科室发出了动员令：伤情就是命令，伤员需要我们的救治，我们能够救治他们，我们必须救治他们。就这样，王宇身先士卒，顾不上照顾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女，9天9夜没有回家，工作、吃饭、睡觉都在病房，在手术室。他组织指挥和亲自参与救治了大批伤员。事后虽然瘦了一圈，也感到愧对家人，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作为一个称职的医生，在关键时刻不能辜负党的培养和人民的期望，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王宇实现了他自己的诺言，实现了他作为一个医生的价值。
　　外科医生的职业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职业，常常需要为病人承担风险，而一个遇到风险就绕着走的外科医生永远只能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外科医生，也不可能很好地为病人解除痛苦。一次王宇出门诊，一位内蒙古女牧民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在了他的面前，连说请大夫救命。王宇把她扶起来，经过诊察发现她肝脏上的肿瘤有足球大小，已去过多家医院，都不敢给她做手术。风险确实太大了。但看着悲痛绝望的病人和家属，强烈的责任感和同情心涌上心头。不能再让病人到处跑了，风险再大总得有人承担。通过周密的术前检查和准备，经历了紧张艰苦的努力，冒着巨大的风险，成功地为病人实施了右半肝切除手术，两周后病人欢欢喜喜地回到了草原。“
　　作为一名著名的外科专家，博士生导师，王宇教授那精湛的技术和渊博的知识，常常使他的学生们惊叹不已，使他的病人喜出望外，受益匪浅。每当王教授手术时，手术台的周围总是有许多参观手术的医生，他们都想一睹大师的风采。每一名年轻医生都很想和王教授上一次手术台，亲身感受一下大师的灵气。
　　一次，在进修医师的强烈要求下，王教授表演了一次疝修补手术，那清晰的思路，娴熟的手法，准确的动作，干净的术野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助手。很快手术就圆满结束了，在结束手术的那一刻，一位进修医师诧异的说：怎么手术巾上连一滴血迹都没有？手术真是太漂亮了。在这里，人们感受到了手术的直谛，手术的境界，感受到了什么叫出神入话，尽善尽美。
　　只要一上手术台，王宇的精神状态就会处于一种既亢奋又松弛的极佳状态。他没有手术前的紧张、忐忑，他在手术台上似乎是一种休息，是一种放松，更多的是工作的愉悦和创造。的确，王教授在手术台上那种镇定自若的神情、游刃有余操作，一招一式看似信手拈来，但却丝丝入扣，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合理、准确、及时。不管是多么困难的手术，无论是多么复杂的情况，只要有他在，就会让人感到一种由衷的踏实，一种由衷的信赖。应该说，王宇的自信来自于他自己刻苦的实践和不懈的努力。而人们对他的信赖却是来自于他多少次在手术台上的力挽狂澜，多少次对危重濒死病人的成功救治，多少次在手术台上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科研教学结硕果

　　一个有作为的医生，应当具有为人类的医学事业作出贡献的责任感，这就
　　要求他不能仅仅满足于日常的临床工作，同时应当在科研和教学领域有所作为，给后人留下一些有指导意义的科研成果，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接班人。
　　1981年王宇回国后，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在临床、科研、教学三个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实践和探索。他根据自己在国外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组建了肝胆外科病房和肝胆外科研究室，以后的实践证明建立这种专业性强，医、教、研一体的研究机构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和专门人才的培养，能够更好、更有效地为病人服务。这一机构建立以来取得科研成果20项，其中部级成果两项，发表学术论文93篇，发表专著21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10余人，不断改良和完善了门静脉高压症的分流手术治疗方法，已累计为超过1500例门静脉高压症患者进行了他们创造和不断改良的分流手术，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在临床工作中，肝硬变、门静脉高压症在我国是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同时在我国这一疾病有着不同于欧美国家的自身特点，因此很好地研究和治疗本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友谊医院外科于六十年代首先提出和应用了的“限制性门腔静脉侧侧分流手术”治疗该病，经过临床上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控制出血和降低术后脑病方面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但该手术方式手术后脑病的发生率仍然较高，严重影响病人的生存质量，为此多年来王宇教授和他培养的研究生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实验和临床研究，发现了一些造成手术后脑病的原因，并找到了一些解决办法，在此基础上于八十年代末对原术式进行了改良，提出了“附加限制环的限制性门腔静脉侧侧分流术”，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术后脑病的发生率。进入九十年代他们又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为该手术附加了“肝动脉强化灌注术”，这一创造性的术式对术后病人肝脏功能的保护和进一步降低术后脑病有了显著的效果，对于提高肝硬变、门静脉高压症的治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项研究成果共获得卫生部、北京市和卫生局科研成果奖十余项，分别于1989年、1990年、1998年和2002年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四项，1991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002年或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
　　在王宇从事普外科工作四十多年，任普外科主任近三十年的经历中，他始终把目光盯在世界高新技术的开发运用上。
　　七十年代，胃肠内外营养技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展起来，他很快认识到这是对现代外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技术，于七十年代末率先在友谊医院临床上运用了这一技术，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八十年代初，随着相关科技的发展，国外将胆道镜技术应用于临床，他马上派年轻同志赴日本学习这一技术，学成回国后将这一技术应用于临床，解决了很多以往处理起来较为棘手的问题。
　　九十年代初兴起的腹腔镜技术，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也都在国内较早地引进和开展了起来。
　　作为外科专家，王宇教授始终不忘培养人才，他常说：人的生命和精力是有限的，为了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为了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我有责任和义务培养一批思想过硬、道德高尚、技术精湛的后备人才。在手术台上，他那规范精准的手术操作成为学生和下级医师学习的典范；在平时查房时，他结合实际的病例，言传身教，针对不同层次和级别的医生，循循善诱，讲解示范，解惑释疑。他总是那样温文尔雅，机敏风趣，他不训斥人，也不会让人难堪，学生跟他在一起会感到一种放松和发自内心的尊敬。他在临床和科研工作中同时培养了十几个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能过精心培养，他们在临床和科研能力方面提高很快，成了工作中的生力军，一些研究生的科研工作还获得了科研成果奖。
 
    
王宇小档案：
　　1937年出生于北京，1962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外科主任、教授、博士及博士后导师。兼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门静脉高压症学组”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常务理事、以及中华外科等16个杂志的副主编、编委。
　　主要科研成果有：限制性门腔静脉侧侧分流术治疗门静脉高压症、肝脏移植、中药腹腔灌洗治疗急性坏死性胰腺炎、乳腺癌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微创外科、胃肠内外营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