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于2003年 《华人世界报》）
本刊记者：万里
特约记者：顾 久 杨兴举 吴愿学 黄中华 唐光甫
摄影：聂宗荣
人民的希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峰层决定将时任共青团书记的胡锦涛，放到一个不沿海、不沿边、特别贫困的贵州省任省委书记。让这么一位风华正茂、不浮躁，能脚踏实地，成熟稳健的中年干部主黔，这是中共峰层富有前瞻性的战略安排。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内陆山区省，是地球上如南非、北美、地中海沿岸和澳大利亚几大块一样的岩溶地貌区。而贵州的毕节地区，其喀斯特更为典型，河谷深切、地形破碎，岩石裸露、土地贫瘠、人民深度贫困。这块中国革命的老区，在2.6853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土地上，超负荷地承载着558.87万人口。如果除去占90%的挂在陡坡上的旱地，就只剩下60.2万亩能种水稻的耕地了。人地矛盾凸现的结果，贫困、生态、人口三大问题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558.87万人口生存的压力，无限制垦植的落后耕作方式，长期以来，形成了“越生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森林覆盖率由1957年的12.84%急剧下降到1987年的8.53%，水土流失面积达62.7%，使这个少数民族居住区面临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巨大危机。而且，每年达7000万吨的泥沙排入长江、珠江，对下游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建设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胡锦涛，一个安徽籍的平民子弟，满载着老一辈人的重托，怀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迈着稳健的步伐，于一九八五年冬，来到了揽月诗翁笔下的磅礴乌蒙，来到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代领导核心形成并开始战略大转移的新起点。
神圣的使命
如何带领省委、省府一班人，去攻下脱贫和生态良性循环这两大堡垒？胡锦涛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在省里的干部见面会上，他出人意料地给黔官们讲述了一个外国人的故事。公元1904年，一个名叫博格里的英国人，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威宁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语，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穷的学生。后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着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去了他的生命。
博格里去了，在中国荒凉的一个小村里，留下了他的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过2个博士，还培养出中共厅级以上官员20名。他留下了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一百年过去了，至今这个苗族小村，老人们尽管不识字，却居然能说上几句英语。博格里用他的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加艰苦创业，可以在落后的贫困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跨越。
这个敬业的英国人的故事，实在太令人深思。省委书记讲述的这个古老的故事，让那些干部们，实在难以平静。身为一方父母官，难道不应该为自己的老百姓多奉献点什么？难道不应该兢兢业业，尽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家乡的面貌？
为了掌握贵州的真实情况，为了早日定下脱贫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大计方针，胡锦涛很快就一头扎进了茫茫人海之中。在城市，在农舍、在田头，经常出现令人惊奇的一幕幕：
“老乡，你这白菜多少钱一斤？”
“白菜四角！”
菜贩边说边整理他的菜摊，无意间一抬头，忽然一楞，半惊半疑地说：“耶！你怕是胡锦涛哦？”
刹那间，市场的人们围聚过来，争着同他们新来的父母官握手。这样的事件在毕节、在贵州比比皆是，很多工人、农民、商贩都能津津乐道地说起和胡锦涛“遭遇”的动人情景，不少人还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他常常是只带一个兼秘书的司机下基层调查，这使很多干部都感到惊奇和意外，觉得太不可思议。不过，这也常常给手下人添了许多“麻烦”。
从进入贵州到一九八七年底，全省87个县市，无不留下这位省委书记的足迹。在毕节的林口镇，他看到了生态破坏的严重，更感受到贫困程度竟如此之深。
一九八五年，一位新华社记者曾实录一段采访资料：
赫章县海雀村苗族老大娘，“瘦得只剩下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一年缺三个月盐，全家四口人只有三只碗”。
“苗族老大娘王朝珍，衣衫破烂掩不住胸肚，一见有人来，赶忙双手屈抱胸前，羞愧地低下了头。”
这使年轻的省委书记十分震撼。据当时的地委书记禄文斌说，全区贫困人口占总数69%，其中有上百万极贫农民，人畜共居在低矮、潮湿、窄小的杈杈房子里，全部家产不足100元。这可是对中国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老区啊！遵义会议后，红军长征到达毕节一个叫“鸡鸣三省”（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地方，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在这里举行了“政治局分工会议”，正式确定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指挥权。贺龙、任弼时、王震、肖克带领红军与敌周旋，在这里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95个乡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有5000多名毕节儿女参加了红军，从这里走上了长征路。
一九八四年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在严寒的冬天，踏着积雪，亲临视察，同老区人民共商脱贫大计；邓小平、江泽民等无不惦记着老区人民的冷暖。身受重托，来到老区，胡锦涛心情难以平静。
一九八六年四月，他又一次返回毕节。这一次，他在赫章县一住三天，石板房、茅草屋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不断嘱咐随行人员，要多问群众疾苦，多关心群众温饱，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这一年的夏季里，国务院和有关部委也正在抓紧研究脱贫问题。省委、省府、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工商联、各民主党派，都在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两次“三岩”会议，《贵州省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毕节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关于贵州粮食问题的汇报》，篇篇向贫穷宣战的檄文，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胡锦涛为班长的司令部。正如纪登奎在一篇文章中写的那样：“我们应当向自己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把土地资源的破坏停下来？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在执政期间能不能把破坏停下来？”
多少事、从来急，贵州脱贫的突破口选在哪里？脱贫的路在何方？年轻的省委书记常常是食不知味，寝不安席。
人们都不会忘记，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改革开放正方兴未艾，沿海沿边各显神通，各种经济开发区、高科技园区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到处是炮声隆隆，锣鼓喧天，剪彩、奠基成了国人的热门话题，那时用得最多的词是“大干快上”，“卖土地”乃至“炒土地”，成了开放热的代名词。也许没有人知道，在乌蒙山区这个偏僻的地方，有一位年轻的封疆大吏正为子民的温饱和生存环境问题而辗转难眠呢？
为了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情况，胡锦涛曾委托当时省顾委副主任、贵州省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何仁仲带领一批人到全省各地深入调查研究，通过对毕节金沙县凉水乡党委书记杨明生辞职带领乡亲们搞高原林业生产合作社，普定县蒙普河小流域的综合治理，楣潭县核桃镇发展茶叶，增加植被等成功经验的总结汇报，胡锦涛的思路逐步明确、深化。
记者在采访何仁仲时，何老仍记忆犹新地说：”锦涛书记在贵州主持工作期间，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实际，一切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出发，贵州全省他都跑到了。1986年，锦涛书记又让我带人到西北考察农田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情况。我带了农业、林业方面的专家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毕节地区的专员十几个人先后到西北甘肃的定西、河西走廊、陇南、西海固等地区，考察了那里农田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情况。回来后结合贵州情况作了汇报，在省委研究的时候，胡锦涛很坚定地提出要从人口、生态、粮食几个方面总体考虑，要综合规划、综合治理、协调发展，解决这个大问题。
一九八七年下半年，也就是在长达一年半以上的时间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贵州省委、省府在广泛调研、广泛吸收人类最新思想成果、认真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变全面推进为重点突破，选择在毕节地区建立“试验区”。这是为贵州脱贫，“近期作示范，长远探路子”的富有前瞻性的战略决策。这是选择一条非传统模式的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发展，既能满足自身需求，又不危害他人，还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循环经济”，即“0污染”理念的发展之路。
一个重大的决策逐渐成熟了，胡锦涛给这个决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尔后，他同省委、省府领导、有关专家、学者广泛充分讨论分析这个试验区工作的思路，直到大家一致认同。
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在贵阳召开“八省区智力支边座谈会”；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二月十八日，国务院农村研究发展中心两位研究员来贵州调研生态问题。一向谦虚谨慎、稳健的胡锦涛当然不会放过同专家磋商的机会。十二月十八日，他和省里几位领导又一次向专家咨询：能否在贵州毕节地区建立一个“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专家们听完他们的介绍，感觉耳目一新，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都表示赞同，并愿“为之呼吁”。
一九八八年元月七日，胡锦涛约见有关干部，正式面授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思路。由省有关部门牵头，在毕节地委、行署负责人参与下，终于在元月十四日形成了第一份草案讨论稿。
三月九日，胡锦涛亲自主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逐段逐句地研究了《讨论稿》，决定由苏钢、乔学珩带领原研究小组对方案再修改，完善后上报国务院，争取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一个月后，胡锦涛来到田纪云副总理办公室汇报情况。田副总理肯定了贵州提出的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集体、个体经济的意见，赞同“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思路，并委托国务委员陈俊生召集17个部办委负责人会议，研究建立毕节试验区的问题。胡锦涛出席了四月十一日召开的这次会议。会上，各部委一致赞同，都表示支持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四月中旬，胡锦涛在北京贵阳饭店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代表省委、省府邀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对毕节地区开展智力支边工作，国家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接受了这一邀请。这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志士能人共探可持续发展规律和道路的创举，又一次共续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篇章。不久，九三学社、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中央分别派员组成赴黔工作组，对毕节进行了为期13天的考察论证，从专家的角度，对毕节试验区的规划和项目，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后来，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扶贫协调小组与毕节地区协商成立了制度化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钱伟长亲自任组长。民盟、民革、民进、致公党、九三学社、农工党、全国工商联都派重量级人物参加，包括在京各学科、各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组成毕节试验区各项决策咨询的智囊团。这项合作制度，至今年已持续了4届16年的时间（前3届组长为钱伟长，现任组长为厉以宁）。
一九八八年六月九日，国务院以“国办通（1988）38号”文件正式批复，同意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至此，胡锦涛主黔两年多以来，一个经他苦苦求索，反复推敲、反复调查论证的脱贫方案；一个凝聚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超前部署；一个凝聚着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国家有关部委、各界有识之士对毕节的关怀和支持，凝聚着毕节各族人民长期奋斗和艰苦探索的重大决策正式诞生了。
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至八日，贵州省委、省府召开了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工作会议。胡锦涛在会上说：“毕节地区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区。”又说：“这是毕节地区的情况所决定的。”他还说，“全国的所有特区、开发区都是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采取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目标；而毕节地区作为内陆边远山区，则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以发展商品经济为目标；特区、开发区是解决经济起飞、先富起来的问题，而我们则是改变贫困面貌，继续解决温饱问题。”
胡锦涛在会上强调，“牢牢把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这个主题，要针对全地区还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用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和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还说：“要针对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总面积一半以上的现实，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良性循环。如果这两大目标都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在当天的会上，胡锦涛宣布：“同志们，经过前段时间的酝酿准备，加上这次会议所做的工作，建立试验区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序幕已经拉开。这次会议后，毕节试验区就要由准备阶段转入起步阶段。”
有关专家指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并制定如此完整的治理方案，在大范围实施，世界上没有先例。世界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是1987年，那是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出现的。但一直到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人类环境会议上，“可持续发展”才被广泛认可，正式写进《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世界21世纪议程》，被规定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战略。胡锦涛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在八十年代无疑是极具前瞻性和科学性的光辉力作。以市场手段和多种成分并存的经济手段去实施这个方案，则更是这位稳健的省委书记独具的胆略和魄力。正如后来中共贵州省委、省府一致认同的那样，由胡锦涛倡导和推动的毕节试验区确定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试验主题，将毕节多年的痼疾，近忧远虑一体解决，“是一大创举，对贫困地区具有普遍意义”。
崭新的试验区在毕节诞生了。毕节地区558万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脱贫有望了，生态良性循环有期了，人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
雄浑的乐章
一九八八年六月九日，是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毕节试验区的日子，这一天，也是中国毕节试验区诞生的纪念日。胡绵涛把“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确立为试验区的三大主题。几十年来，毕节地区人口、生态、贫穷三大矛盾相互交织，由于历史的和认识上的种种局限性，这些矛盾久未解决。贫穷和生态恶化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人口过分膨胀，远远超出这块贫瘠土地的承载力，则更是贫穷的根本原因。这里居住着30多个少数民族，有一个民族自治县，167个民族乡。少数民族人口达140万人。从1962年到1983年的21年间，这个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30.33%，高出全国同期9.19%；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209人，比全国高出95人；同贵州省相比，还高出35人，比解放初期94人增长了1.22倍。而且，到八十年代中期，全区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48%！人口多、素质低、生态环境恶化，经济不发达，贫穷，这诸多不利因素，汇聚成恶性循环的怪圈，是毕节地区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试验区的三大主题，对症下药，辨证施治，为毕节地区走出困境，开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开出了一剂圣药良方。
开发扶贫，就是“要实现由救济扶贫向开发扶贫的转变”，“要改革扶贫方式和扶贫工作”。胡锦涛主张用市场经济的手段，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法，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来改变现有贫困状况。毕节地区能源资源丰富，水、煤潜力很大。发展所需的资金，靠落后的小农经济来实现原始积累是不可能的，必须靠开放、开发。投资者不是冲着谁的号召来投资的，是市场魔棒的作用。胡锦涛要求：“坚决克服怕吃亏、怕当殖民地、怕肥水流入外人田的小生产狭隘观念；从思想上解决好让利于外，让利在先的问题。”这样，外面的资金才会流入，才能加快资源开发，促进经济的发展。要敞开大山般的广阔胸怀，打开山门，广纳百川，引资合作，加快发展。
毕节试验区坚决执行了胡锦涛的上述意见，遵守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合理让利，在引进投资合作方面，取得了十分喜人的进展。山东衮矿集团进来了，美国汉斯集团进来了，更多投资者接踵而来……他们抓住了“西电东送”、西部开发的有利时机，抢滩市场，在水、电、煤、路等项目涉及的几个县，承担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等等。据统计，近年来，大纳公路、贵毕公路、内昆铁路威毕段，金沙火电厂、洪家渡电站、纳雍火电厂、黔北火电厂、索风营水电站、引子渡电站、纳雍火电二厂、黔西火电厂、大方火电厂、织金火电厂、毕节头步电厂、大方、黔西城市供水和污染治理、草海污染治理和综合开发，等等项目，已完成投资235亿元人民币。这将为加快毕节地区的发展和积蓄后发优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有了强大的第二产业，就能如胡锦涛所讲的那样，为“加速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加快城市化进程，才能最终走出贫困。
关于开发扶贫，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问题，胡锦涛指出：“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不再两眼盯着全民，多种经济成份就可以发展起来。”胡锦涛已经三次去看望毕节市观音乡塘坊村熊家寨村民组组长熊廷顺，总是勉励他：“思想要解放一点，别老挂着姓资姓社的问题，不敢想，不敢干。”从1984年以来，熊廷顺从摸着石头过河办企业到大胆追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已近20年了。他现在经营的毕节市水泥厂在2001年、2002年连续两年上交税金200多万元，解决了汉、苗、彝各族和退伍军人、下岗工人达282人的就业问题。他的水泥，质量稳定，价格合理，供不应求，每天等货的车队总是排着长龙。熊廷顺感谢邓小平带来的富民政策，他家的男人们，包括儿子、女婿一律青一色的留着小平头。他说，没有三中全会的好政策，我这个“农二哥”不会有今天。他的儿女们对来访的本报记者说，他们一定牢记胡锦涛书记的教导，把企业办得更好，“让胡总书记放心。”
熊廷顺只是毕节众多成功农民企业家的一个代表，正是这一大批农民企业家作为开发扶贫的带头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使毕节从贫穷一步步走向富庶。上了年纪的人说，他们是胡锦涛领导下的“新一代的陈永贵们”。正如胡锦涛所说的，“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有胆略、有魄力、懂生产、会经营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他们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带头人，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胡锦涛还强调：“一定要正确对待他们，充分肯定他们在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中的开拓精神，对他们的缺点和失误，要真心诚意地教育和帮助。要善于发展‘能人效应’，力求用好一个能人，带动周围一片，形成一个有利于改革探索、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良好环境。”
“开发扶贫”有着深刻的内涵和广泛的外延空间。试验区15年来，每天都在不断探索和拓展“开发扶贫”的新思路、新办法，切实有效地提高了农民收入，将贫困人口从85年的360万人减少到现在的60多万人，全区农民人均年收入从88年的226元提高到2002年的1393元。在去年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胡锦涛对毕节试验区的代表说，“1300多元，在沿海发达地区微不足道，但在毕节地区，很不容易啊！”
试验区的“生态建设”比“开发扶贫”更艰巨，也更精彩。300多万贫困人口，可以在20多年里实现脱贫，但毕节地区的岩溶生态遭到大面积破坏之后，20年的时间是难以恢复的。环境的价值往往很多人不予承认，他们漠视空气、水、阳光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当人们要掏出高于从破坏环境得到的报酬的数倍投资来治理环境时，这才悔不当初，才承认环境价值的存在。生态建设这一主题，是试验区永恒的主题。据林口镇的干部向记者介绍，当年胡锦涛看完林口镇和燕子口镇，小煤厂、小铁厂、小硫磺厂，星罗棋布，热火朝天，不仅没有兴奋，还对大家说，发展经济也不能搞得草木不生，庄稼不长啊！要在技改上想办法，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在试验区由准备阶段转入起步阶段的前夜，胡锦涛在会上宣布：“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两大目标，如果没有实现，那就说明试验区的任务没有完成。”他提醒大家说，“要实现这两大目标，任务是艰巨的”，“要强化对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工作的领导，强化有利于开发扶贫的生态建设的政策，有倾斜度地安排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鼓励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干部，以调离、停薪停职、留薪留职、退职、辞职等方式去承包、租赁企业和承包、领办、创办乡镇企业，从事开发性生产”。试验区根据市场经济规律，确定了林权归属和保护的政策，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建设之中，实现非公有制生态投资者、参与者的林权保护，并使之落到了实处。
生态建设的新思路，引发了民众治山治水的新办法。试验区内，“山顶植树育林戴帽子；山腰栽植植物墙、坡改梯，横耕聚陇栽培系带子；坡地种牧草，绿肥铺毯子；大办乡镇企业、庭院经济、多种经营找票子；大田大坝改造中低产田土，兴修水利，推广农业实用科技种谷子。”人们称之为“五子登科”治理方案。
生态建设的目标是水青山绿，减少水土流失，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日，正式确定为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3356》工程，采取以粮换工方式，中国政府提供配套资金2542.86万元，粮援组织提供98250吨粮食，通过长达5年的林、土、田、路、水、山综合治理，使织金、纳雍两县森林覆盖率上升至30%，森灌覆盖率为3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41%，土壤侵蚀量减少68%，年侵蚀指数减少46%。
金沙县湖水乡1666人在苗族乡党委书记杨明生带领下，成立了高原营林合作社，从1984年7月起，至91年止，七年共营造林木25300亩，成活率达87%，保存率达82%，还对原有8000亩山林封禁，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据专家估算，1991年，全社林木价值可达3500万元，人均2万元，5年后增值为5000万元，人均达3万元。
试验区坡改梯、退耕、还林还草、封山育林育草和环境综合治理已经坚持了15年。现在，毕节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已由87年的8.53%上升为98年的16.44%，境内四小企业大面积的污染得到遏制。政府正在争取总投资4.15亿元的水土保持世行贷款生态建设项目，进一步扩大退耕还林面积,加快水青山绿的步伐。
“人口控制”是试验区贯彻始终的主题。贵州省委、省府根据胡锦涛建立试验区的初衷和创意，于一九八九年元月二十九日研究决定，将这一主题亮在明处，形成与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并列的重大主题之一。试验区参照人地挂钩的办法，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措施，规定凡垦荒地政府不予承认并强力制止。
人口控制的关健是提高人口文化素质。胡锦涛对熊廷顺说过，扶贫一定要先扶智，不要光给钱；要让他们在思想上、文化上、观念上有所进步。试验区还是在准备阶段，胡锦涛就邀请国家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来毕节智力扶贫。八个民主党，每个党派包一个县、市对口帮助。十多年来，试验区已接收扶贫资金1000多万元，兴建改造希望小学、职业中学40多所，培训各类人才近10万人次。在试验区各县，现在到处可以看到“上完中学再打工”之类的劝学标语，初中入学率有所提高。据统计，十五年间少生了80万人，试验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1.29‰已下降到12.75‰。
三大主题实质上是胡锦涛于15年前，用另一种方式阐述的人口可持续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新理念，包括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新型生态农业的发展思路等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良性循环经济”思想。显然，这在世界是前卫的新思路。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一日至十四日，胡锦涛再次来到毕节试验区。看到试验区八年来取得的成绩，他说：“给我们起码有两点启示：一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能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发展路子；二是必须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方针”。他希望毕节试验区今后工作中做到：“第一，在经济工作上要努力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即坚定不移地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坚定不移地抓好优势产业，坚定不移地搞好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坚定不移地推进人口、经济、生态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做到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人口增长速度下降，生态环境逐步改善，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第二，把扶贫作为一件大事切实抓紧、抓实、抓好。对毕节试验区来说，要认真总结8年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成功经验，制定具体的脱贫目标、政策，确定相应的脱贫项目，严格责任，严格奖惩，并把扶贫项目和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把经济扶贫与智力扶贫结合起来，把国家、社会各界扶持和自力更生结合起来，加大扶贫力度，加快脱贫步伐。第三，进一步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优良环境。第四，抓好党的建设，奠定坚定基础，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提供组织保证。”
弹指一挥间
试验区已经建立十五年了。这十五年，对毕节人来说，可是太短、太短。
试验区刚成立的时候，就在这里工作的一批小伙子们，如今已过了不惑而年。谈起在试验区工作的感觉，一位主任说：“我太幸福了。”另一位架着眼镜的小伙子说：“跟着领导云里雾里过来，直到今天，我才慢慢领会到锦涛书记设立试验区，真是高瞻远瞩。”还有一位学者型的官员说：“如果能重来一遍，我们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我们现在的观念离锦涛书记的要求更近了。”老小伙子们你一言、我一语，抢着谈论自己的感受。仿佛一群天真的孩子们争说自己的父辈，家里的亲人。
我们都被感动了。
来到这充满生机和神奇的地方，谁能不感动呢？
这时，胡锦涛打断了张专员的话说：“国家怎么没支持？3356工程不就是在你们织金、纳雍两县搞的吗？”接着胡锦涛话锋一转：“试验区十五年了，你们坚持下来了，实在不容易。现在西部大开发，西电东送，是你们加快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希望你们认真总结一下在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方面的经验，把下一步的发展做得更好。”
追寻胡锦涛曾经留下的足迹，记者去访问了凤凰山下的一个村庄。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上午，胡锦涛视察织金县的“3356”生态治理工程，这是由联合国粮援组织以工代赈，中国政府投入2500多万元资金，经过五年的精心施工而完成的生态治理工程。工程从一九八九开始，至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竣工验收。胡锦涛来到凤凰山支脉一个山坡上，新种下去不到两年的小松杉，拉着他的衣襟，为他们的到来唱着歌儿。胡锦涛挥起左手，指着对面山腰一片翠绿问：“那边种的是什么树？”机敏的记者抓拍了这动人的一瞬，这就是华人世界报本期那幅珍贵的封面彩照。
在从安顺到织金县城的途中，胡锦涛曾要求下车去看看桂花村的农民。他走进刘景明家的竹荪栽培场，详细地了解竹荪栽培、销售情况，十分关注市场行情，问他们一年的收入如何。这是一种城里人都想尝尝的绿色菌类，对农民来说可是谷仓里的黄金。胡锦涛来到桂花村农户周启明家，与周启明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周启明脱贫致富的经过。
大山里的娃儿，渐渐地来上学了。在试验区各县的山沟里，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红艳艳的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山谷里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时不时夹杂着黑山羊的咩咩叫声。似乎在劝说：“初中没毕业，打工去不得。”
十五年的变化是巨大的，试验区的老百姓从一个个射天的锅形电视接收器那里获知，过去，他们离这个世界是多么遥远。从经济发展的阶段看，他们似乎落后了几十年。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不必为工业文明冒冒失失地付出太昂贵的学费。老百姓渐渐地明白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明白了试验区的三大主题，已经使他们避开了历史性的工业文明的灾难。
“你们认为锦涛书记怎么样？”记者问一位曾经见过胡锦涛的农民。
“他讲话的声音真好听。”农民回答。
一位官员说，这个试验区救了毕节的生存环境。不然，谁能保证我们不去做蠢事？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时间也不会倒流。
其实，乌蒙儿女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出色。围绕着试验区的三大主题，他们取得了实实在在的阶段性成果：
一是开发扶贫取得显著成就。2002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138.65亿元，15年年均增长9.25%，高于全省1.24%；粮食产量219.66万吨，是1988年103.83万吨的2.1倍，加上市场流转畅通，长期缺粮已成为历史；财政收入17.24亿元，是1988年的3.02亿元的5.7倍，全省排队已不再是“满哥”，而跃升为全省第三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8年的226元上升到2002年的1393元，平均年增长13.87%，高于全省平均增幅4个百分点，与全省的差距明显缩小；第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从52：22：25转变为40：30：30，并可望于近年发生质的飞跃。
二是生态恶化初步被遏制。15年中新增造林面积700多万亩，封山育林45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988年的14.94%提高到2002年的31.88%，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015平方公里。
三是人口控制初见成效。计划生育率从1988年的36.8%提高到2002年的76.27%，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1.29‰下降到12.75‰。人口素质有所提高，初中、高中入学学生逐年增加（见图表）。
四是综合开发投资增大。路、桥、电、水、煤、城市基础设施投入，15年来累计达235亿元人民币。投资总额从占全省的4%已提升到占11%。
五是市场机制日趋健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趋明显；三大主题深入人心，试验区十六字精神即“坚定信念，艰苦创业，求实进取，无私奉献”成为推动全区发展与改革的强大动力。
去年七月，省委有关部门在毕节搞了290份闭卷调查，地、县、乡三级干部中，知道并了解试验区三大主题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96.7%。
深深乌蒙情
乌蒙山的儿女，对胡锦涛一往情深。每天新闻联播，他们必看。那是因为想天天见到他们见过的那位在中国毕节办大好事的首长。当年在毕节师专见到胡锦涛的大学生们，回忆当年情景，依然非常激动。那是87年的6月20日下午8时，胡锦涛利用休息时间，来到毕节师专，视察了综合大楼等地方之后，来到了学生202、204两间寝室——
“书记，我是大方定向到纳雍的，马上就要分去纳雍，那里远离家乡，条件艰苦，我恐怕很难适应。再说……”一位大方籍的同学问：“如果去了纳雍，女友就要和我吹。”
胡锦涛轻轻拍了拍这位同学的肩膀，亲切地说：“大方到纳雍顶多半天路程，怎么能说远呢？我是安徽人，安徽离大西北该称得上远吧，可我在那里呆了14年。纳雍条件的确艰苦，但是你去那里，说明那里缺人才；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在那里一定会有所作为。至于女友，既然不理解你、支持你，还不如早吹了好。‘天涯何处无芳草’嘛！”
“到定向地点去工作我到没怨言，只是成家后两地分居，不好办呀。”另一位同学说。
“两地分居？”胡锦涛风趣地笑了笑，“不会，小伙子，你不会7月7才见到你的‘织女’的。”
“就怕办事的人不给办。”
“那你找我。”
“给你写信你能收到吗？”
“能收到。省委书记的信没人会扣。”
“书记同志，你能在大西北呆14年，在贵州到底能呆多久？”又一位同学问。
“我将在贵州继续呆下去。”
……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胡锦涛该去忙别的工作了。他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依依不舍地登上面包车。
往事如斯。十五年过去，现在那个年龄段的大学生们都有了幸福的家庭，正拿着教棒、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讲述又一个春天的故事。
许多毕节老百姓都相信，说不定哪一天胡锦涛还会第四次来到他们中间。
毕节试验区的人民记牢了并将实践着胡锦涛1988年6月8日在毕节的一段讲话：
“要鼓实劲，办实事，讲实效，体现试验区的工作效率和作风。要少说多做，说了就做，做就做好。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不图虚名。要勇于探索，奋力进取，知难而进，坚忍不拔，不要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就犹豫迟疑，发生动摇。”
深思与展望
翻开中国地图，毕节地区在黔、滇、川边界之一角，不显山，不露水。而当毕节以脱贫奇迹凸现在世人面前时，那里的创业者已经不声不响地奋斗了十五个春秋。古之大治天下者，其要在“适变”和“卑政”。所谓“适变”，是指治国方略要因时而变，不可拘于某种成法，更不必效法已有的成规。所谓“卑政”，是指政策不以好高骛远、玄妙难行为贵，而应以切合实际，利民易行为高。胡锦涛在毕节的示范之所以具有超前性，之所以获得突破性的成功，正是因为他做到了“适变”和“卑政”。他在担任国家主席之后，要求各级领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与他务实、亲民的一贯作法是相符的。读罢此文，不能不令人深思之，奋勉之。
毕节的开发建设方兴未艾，中国西部的开发建设方兴未艾。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思路效应蕴含着无限的生机、商机和财富。聚焦中国毕节，那片红土地正在升值，那里正展示着中国西部的未来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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