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题目已经写在这上面了《媒体与政府走向公开的路上》我原来想的是风雨同行，后来想媒体和政府同行可能不准确，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的携手同行的关系，中国青年报曾经搞过一个讨论，在评论版上开了一个专栏叫《官媒面对面》，官员和媒体面对面，第一篇文章我写了，我写什么呢？我是从北京自身角度来检讨，我说相信事实的力量，只有通过客观理性的报道，才能推动政府的一些工作的进步，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第一篇文章出去之后，媒体的人就给我打电话，对我这个观点很不认同，现在不是我们会不会监督，想不想监督，是能不能我们监督的问题，当然从他的角度讲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当我们回顾这十年的时候，我们只能更多地讲我们十年，十年前，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出发的，我想回到十年前，十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SARS来了，那么我们作为自己参与这个报道的记者，我们当时在采访解放军302医院的江教授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他说北京的第一例非典患者刚刚给他打过电话，我就说你把电话给我，他说你要保证不再给任何人，我说我保证，拿了这个电话怎么去打？我也很为难，因为江教授告诉我，这个是一个27岁的山西的女士，她因为去广东感染了非典，随后把这个疫病传染给家人，他的父母都在这场疫情中离开了，我说我怎么跟她联系，我打通了电话以后，我就告诉她，我是谁，我说我只想表达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人和人之间一种特殊的问候，我说完这句话以后她就哭了，而以后我了解的情况让我震惊，因为非典是在前一年的11月份开始出现了，但是长时间不被媒体报道，这个时间有多长呢，半年时间，从出现到真正的媒体来面对这个事情进行报道，半年时间，就是在2003年的4月20号，那天中央决定撤销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的职务，从那一天开始媒体开始报道，在媒体最早报道疫情之前我们听到了种种传言，甚至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是什么呢，当时的广东请了西班牙的皇马队来比赛，出现在足球场上的外国队员马上就愣住了，因为他们发现看台的一半以上人戴口罩，确实是十年前是一个戴口罩的年份，所以有这样一个传说，外国足球队员紧急问中国的体育官员，说这是怎么回事，中国体育官员急中生智，告诉他戴口罩支持一方的，不戴口罩支持另一方，这样一个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智慧，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着来自海外的疑问，但是这种灾难就非常真实地发生了。
2003年我们同样有一篇报道写得很有意思叫《我是一片叶子》写的是谁，写的是温家宝的，温家宝总理到大学校园里，大学生问他，说温总理你怎么评价你在我们国家这个作用，温总理说我们国家是一颗大树，我是树上的一片叶子，还有同学问他，温总理非典期间你怎么过来的？温总理说了八个字，思及非典，泪流满面。因为那一年我们的温总理刚刚上任，国内外舆论都对他不是很熟悉，国内外媒体第一次报道我们的总理在非典疫情面前哭了，当时我看到海外有一个媒体报道，都看得很尴尬，中国的体制性瞒报造成了全民性恐慌，他们的总理没事一个人在默默哭，这个我也能理解，温总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觉得一个不知来源的疫情，不知道怎么应对这样一个疫情，他觉得天佑中华，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槛要过不去了，有一种无力感，与2003年温总理在非典中有这种无力感形成反差的，2008年后来中宣部副部长有一次在小范围会议上跟我们回忆，200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的当天，在北京飞往成都的专机上，温总理把他叫过去了，你是中宣部副部长，所有的宣传由你来做，由你来负责，当时温总理告诉他，说我告诉你，没有什么不可能报道的，后来中宣部副部长说哪是我们思想解放，是中央主要领导逼着我们思想解放，我们也想为什么在几年后的一场灾难里面，温总理变得坚强了，其实无非就是信息公开带来的这样一个变化，我们看看当时我报道北京的第一例患者，因为今年十年了，凤凰卫视做了一个纪录片，他们来找我，让我介绍一下北京最早的非典疫情的情况，这是一个山西人，我们的报道开头是这样写的:疾病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痛苦，面对痛苦我们应该有所长进，在新痛来时不会旧痛复发。北京第一例非典患者表示这段经历几乎使我崩溃，短暂22天充斥着病痛，内疚，爱的感激，我尽量不为昨天伤痛，因为很多人已经永远没有了明天，让我们带着教训更好地活着，教训在哪里，疫情只是通过小道消息的谣言在流传着，她（第一位非典患者）要去广东出差，她的妈妈是山西太原一家报纸的记者，她特意给广东的同行打电话问有没有这个问题，广东的同行告诉她都是谣传，没有那么严重，她53岁的父亲从互联网查询了解到，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危险，于是他们出发了，就是因为她这个举动，让她的父亲，永远地停留在53岁了，到了广州她被告知什么呢？不用害怕，随后就在深圳到广州的列车上她浑身发冷，回到太原三家省级一流大医院，诊断结果惊人一致，感冒，而且是怎么治都不好的感冒，这时候他丈夫提出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选择了北京301医院，山西人对301医院那种信服，可能也是我们有时候难以想象的，他们来了，随后他们又被安排进了302医院，这是一家隶属于解放军的传染病医院，302医院的非典患者不断增多，这时候她的父亲，为了抢救她的父亲，302医院的15名医护人员都倒了，全都感染了非典疫情，她的父亲还是离开了人世，当时她只有一岁的孩子也发现感染了非典，被送进了302医院，当时卫生部部长反复强调，北京只有几位山西患者，可怕的无知，如果新闻资源很好运用在宣传SARS上有多好啊，报道在继续。
我们的第二篇报道来自是山西的医生，最早接诊北京第一例输入患者的山西医生，她当时压力很大，我只要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她是信息不通毫无防备，患者恳求要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就这样她亲自陪同，在太原开了一辆救护车开到北京，那么陪同的结果是什么，回到太原，她发现自己也感染了SARS，感染了疫情，在病床上她自己成为感染者，终于看到了来自广东的钟南山院士的助手，一个医生自己成为了病人，终于获得了信息交流的机会，我就接到北京301医院的电话，我们注意到你们前面发的报道了，我们希望你来一趟，在那样一个年份里，没有人敢去医院，医院是交叉感染最严重的地方，我到301医院去的时候，301医院一个大校，政治部副主任在门口等我，见到我的时候就敬了一个军礼，他说你这时候能来我们这儿，我一辈子忘不了你，我们继续了解，了解到什么，北京最早的非典病房是什么样子，一点参考信息都没有，那么301医院的呼吸科主任，是一个著名的呼吸病专家，他走进病房的时候，护士长追上去给他戴了一个口罩，非典是我们出发的时候整个不光是媒体，也不光是中国政府信息发布的缺位，而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在那一刻开始了一种重新的出发。
前几天我让我们的记者采访中石化的新闻发言人，中石化的新闻发言人说他们最害怕在出租车上告诉司机自己是中石化的，马上这个出租车司机就要抱怨，油太贵了，根本开不起车，你们想干什么？他想回到他们单位的时候，司机问他去哪儿，他说去外交部对面，外交部对面确实是中石化的总部，他也很困惑，我们是过去多么有光荣传统的行业，我们过去最豪迈的一句话我为祖国献石油。当我们发现就是当一个行业包括一个企业没治理的时候，有的时候百口莫辩，甚至我们可以追根溯源，这个媒体，这个行业为什么在公众的印象里面形象成了负面的，有人说肯定是通过媒体渲染，通过媒体妖魔化了，好像还不那么简单，那么我们经常会碰到被媒体歪曲的一些报道，甚至有的人认为被媒体错怪是一种常态。
民政部副部长在清明节前请我们吃饭，在饭桌上跟我们说，怎么四川的报纸这么报道我，四川的报纸很大胆，四川的报纸随便问了一句话就发了这样一个报道，说民政部称扫墓时烧花将被查处，民政部将会同国土、林业等部门对当事人进行处罚，民政部看了这个报纸配了漫画：奶奶问孙子你咋在你爷爷坟前烧一个纸女干啥，这个孙子说那是给俺爷爷烧的三陪小姐呢。民政部副部长看到这个漫画就吓坏了，因为马上清明节了，各大门户网站给他做成了互动专区，有一天新浪网让所有的网友投票，赞不赞成民政部副部长这种说法，民政部副部长看了双方的意见，看得满头大汗，有一个网友给他气乐了，就允许政府玩真的，老百姓玩假的都不行，这民政部副部长也很困惑，他也跟这个报纸进行交涉，这个报纸做出了更正和道歉，民政部副部长问我，怎么报道的时候互联网转的到处都是，怎么道歉没有人转载了，我让一个记者再做一下相关的报道，结果不行。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批评对很多单位来说是一种常态，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要求媒体更正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媒体报道你可能千字揭露你相关问题的报道，道歉可能只有50个字。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说一说我们有一些非常经典的一些政治人物，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有人说把李瑞环称为叫党内哲学家，到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媒体就说问一个什么问题能把李瑞环难住，等到李瑞环出来的时候香港记者围住他问他：‘你到香港之后，你反复强调香港人要团结，你是批评香港人不团结吧？’这是一个陷井式问题，有人回答不好就参与香港内部斗争了，李瑞环怎么回答的？他说：‘我祝你身体健康，不是想说明你身体不健康。’这时候我觉得社会各界怎么来回答媒体的一些追问，也体现了社会各界的智慧。中国的新闻发布会也有很大的问题，比如我们有的记者去采访一家污染企业被广泛关注以后，去参加他的记者招待会，他居然发现他拼命举手得不到提问机会，他后来发现每一个记者面前都摆着一瓶矿泉水，他发现面前摆着农夫山泉有提问机会，摆哇哈哈的没有提问机会，然后他把矿泉水换了，所以获得了提问机会，有的时候新闻发布会并不太想真正发布信息，有的时候甚至想控制一下，但是这种控制有很多时候是徒劳的。
我们赵院长（赵启正）在两会上跟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观点：官员跟媒体互动，就像打网球，就是记者的提问质量越高，对于一个有智慧的发布者来说越是一种幸运，不要把它当成挑战，是一种幸运，我们要把这个发挥得更好，我们现在认为在一个事件出现之后，最快速度发言是一个解决事态的行为，但有的时候解释会反而引来更多的质疑，那么在媒体质疑中我们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尽量减少娱乐化，小报化和碎片化的报道，经常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单位被质疑之后，出现一个记者打电话采访，这个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我不知道，给宣传部打电话，宣传部说你找纪委吧，纪委说你找办公室，办公室说你宣传部，其实这就是碎片化，尽量避免这样的信息，我们跟媒体的一些官员的大V也有很多互动，非常好的互动，从前一段打击网络谣言之后，大V成了一个负面的词了，很多人一想到大V都是以为在监狱里，大V也是有升官的，举个例子这个人当了大V以后升官了，就是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最新的职务是中央政法委宣教室副主任，被称为陕西官场的一个像放卫星一样出来这样一个人，大家认为他不会有任何发展了，没想到他通过网络大V让自己获得了新的职务，这就是我们对他进行专访，专访的标题，因为在网络上成为热点人物之后，他面对很多批评，有一阵他不开了，离开了，每天都有很多人通过私信呼唤我回来，主题是什么，官员开微博要有广阔的心胸，面对着互联网时代，可能官员会有各种各样的反映，各种各样新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是不是能够带来好的效果，现在看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官员言论，大家抓住一些言论不放，一些人实际上明哲保身，那么我们的记者，当时因为中央电视台有一句话，你幸福吗，我们的记者问他，通过开微博获得升迁的官员你幸福吗？他说跟网民交流自己的一些不满情绪也得到了化解，自己就幸福，这是贵州的副省长，我在北京见到他当天，他就跟我反复强调：‘一些不爱国的人还在我们国家干什么赶紧走。’我没想到他在见我之前就已经在网上闯祸了，当时他见我之前已经在网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微博—贵州副省长发微博斥责马上引起了网友的痛骂：都当副省长了还这么脑残。他的道歉是有话好好说，可见，官员也在互联网的舆论里获得一种新的认识，包括对自己的一些意见。
那么我们看现在，我们面对媒体质疑的时候大家要分清它的质疑来自哪个层面，如果是事实层面的质疑，把事实说清楚，如果是意见表达批评质疑，这是可以有讨论空间的，是单位当事人直接出面辩驳跟媒体一块进行辩论，还能有更多的舆论可以参与进来，这是全国总工会一次新闻发布，发布之后遭到了批评，遭到谁的批评，遭的人民日报和贾康的批评，这个规格是很高的，全国总工会只不过是强调劳动报酬占比降低了，要提高劳动者工资，但贾康认为你那个被夸大了，而且这个过分夸大不利于国家分配制度改革，他们全国总工会的人跟我反馈是：贾康的意见出来之后他们压力巨大，从什么时候稍微好一点呢？更多的媒体参与进来了，这时候包括我们几家媒体都参与进来之后，劳动报酬占比，相信财政部还是相信全国总工会，财政部和全国总工会PK了，更多的意见是什么，没有你那么夸大，数据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但也并不证明我们国家，我们公民收入都提高了，后来全国总工会的人告诉我，从这篇稿子出来之后他们压力一下就降低了，就是以舆论的方式来监督舆论，研讨的方式进行新闻专业的研讨，这个是可以的，这是新京报的评论，逐年下降是一个观点，至于到底数据是多少，你们财政部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还有北京住建委遭受两次质疑，一次是质疑是有18个1的身分证号，在公示经济适用房名单的时候，18个1的身分证号，据分析这个人应该是宋朝人，北京住建委做出解释，给他起了一个假名，这个人是一个服刑人员，给他起了一个假名叫高明显，给他编了一个身分证号18个1，住建委又受到一次质疑，在廉租房补贴里出现了4岁的孩子，被称为世上最牛宝宝，当时北京住建委看到我的这个稿子之后，给我打电话，：‘刘老师请教你一个事。’我说请教什么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我说在面对着如潮的质疑和批评的时候，我送你两句话，第一句话叫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有新的事情挖掘出来，肯定会未来几天降温了，没有新的事实可挖掘的了，该说的都说了，一切都会过去，但是我告诉你另外一句话，一切都不会过去的，你们未来会成为中国政府信息公开一个不到位这样的一个案例被屡屡提起，住建委说我们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面对质疑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学着成熟，媒体在发出批评的时候，现在变得也越来越成熟了，我们的很多社会各界包括政府也是在越来越成熟，那么媒体的自我进化能够我希望在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媒体自我进化能力和相互纠正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一年中央广播电台一个报道，说什么呢？在河南郑州在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建了别墅，记者采访的时候，采访了规划局一个副局长，他不管核心业务，这个副局长问了记者，他说你把设备关了，记者答应了，副局长就问他，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个是当年最牛的一个网络语言，这个事件通报以后我写了这样一篇稿子：极端语录流行下的社会追问，媒体去抓一些官员的极端语录，不是一个最佳选择，我希望严肃来探讨事实，但是没有想到在腾讯网上就有19000多条骂中国青年报骂我本人的帖子，我们很尴尬，我们评论员曹林写了第二篇稿子，要学会穿越舆论的喧嚣，越是要面对舆论喧嚣的时候，越是要坚持，我们不怕骂，我们后来又派记者实地调查河南郑州经济适用房土地上为什么建别墅，几篇报道出去之后情况好多了，这时候还有都市类媒体报道河南郑州纪委正在调查副局长，一个是什么呢？一个他接受记者时说了什么话，还调查什么呢，在政府网站上这个照片当时有网友质疑说他那个领带和衬衫不是他自己的，是从前任那儿借的，当时我们几篇报道出去之后，很多讨论开始变得理性起来，凤凰网说我们还是讨论点有意义的吧，调查这个干什么，学会理性，是我们在互联网中主流媒体所坚持的这样一个媒体追求和媒体的品格，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说了。
这是今年5月份报道的北京大学的一个旁听生，回到家乡创业，我没想到见报当天被一个人关注了，这个人叫李克强，李总理关注这个人的故事是为什么关注呢？李总理自己在两次讲话中，这样说：没有好的环境这些大学生怎么会创业呢？所以要实行最严格的行政审批准入制，对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利用红头文件设立的管理收费法律要取消，李总理被网上称为叫李克强的经济公开课报告，再次说到这个人的故事，这个报道的记者看了李克强的讲话以后特别激动，问我，这是不是我新闻事业的巅峰，我说以后你还有什么作用我不知道，这确实是一个有高度的事，李克强反复强调这个事，通过这个故事他看到了什么？就是我们各种审批检查把人民群众创业热情也抑制了，政府要改，要变，从小人物的故事，小人物的命运身上他看到政府变化的这种必要和理由，用人物命运来追问制度安排，这是前几天我给配的一篇评论，年轻人为什么办证的过程比骑自行车去拉萨还难？在阶层，年轻人想干事儿为什么这么难？我们也发出这样的追问，张玉敏之问为什么变成总理之问？基层政府应该从哪儿改起？我们跟总理共同深思的这样一个追问，其实是我认为用新闻来推动政府工作，用人物命运来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最后一点，我非常赞成上午几位新闻发言人共同说的这样一句话，培训新闻发言人不是为了让大家巧舌如簧应对媒体，不是培训所谓的技巧的东西，有的东西是不可以计较的，有一年在北京召开一个中美媒体交流会，美国的记者到北京来，我的演讲之后是新浪网的总编陈总演讲，我们演讲完了之后，回答嘉宾的提问，这时候凤凰卫视的记者魏静，突然拿起麦克风：‘请问陈总山西发生了矿难死了几十人和王菲生孩子，这两个新闻非要有所取舍的话你怎么办？’陈总说我当然选择王菲生孩子，矿难这么多主要责任在政府，这个问题应该问政府，我当时抢过麦克风说，我坚决不同意陈总这种说法，永远都不认为明星的孩子出生比几十个生命的价值更大，我发现一个美国记者正在笑，我拿起麦克风问他，他们发生争论的时候你在笑，你为什么在笑？这个美国记者这样跟我说：‘我很高兴听到这样坦率的争论，美国明星布兰妮生孩子我们也要报道，但是中国的同行能不能告诉我中国的矿难是什么？’我这样告诉他，假如此时此刻，在伊拉克战场上，美军有7个伤亡的，你们会因这样的消息而不报吗，我说不管什么情况下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应该是一个记者的基本职业价值观！我们整个2003年走来作为新闻发言人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是长期做机关出来的，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更多牢记着上级对我的要求，那么在面对这方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私下里开玩笑，我说长期做机关的人可能容易身上沾染官气，而缺少人味。
我认为，我们应该遵循一种一个基本的人文素养和人文情怀，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这是这种价值观贡献，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追求的，而不是技巧培训能够完成的，其实我们媒体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面临这样一个命题，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内蒙古电视台的同行他的一个困惑，在电视传播中总是在提供着娱乐大餐，那时候他自己称：这就是一个被狗吃掉一半心的人，那天我们的交流让丢失7年的心一点点复苏并燃烧起来，那就是我们交流的题目，做新闻的时候咱们也热爱并尊重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忽略了生命的意义，对善恶美丑的界限不断清晰，于是自己的眼睛变得笨拙，缺少了发现了人文的东西。由于时间关系不多跟大家交流了，我希望我们最后永远记住是什么呢，我们不管是从事新闻发布工作的，还是我们做媒体报道工作的，我们共同遵循的一个职业价值观，一个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任的职业价值观，就是热爱并尊重生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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