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舆论关注，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最难拿捏的就是到底该谁负责，到底该听谁的。由于没有明确规定，于是各部门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担责，不敢说话，怕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最终把舆论引导权交给了谣言。原因就是没有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或是有机制没有落实。

　　沟通协调机制就是要明确哪类事情谁是主责单位，谁是牵头部门，谁是协作部门，确定领导体系；明确哪一类事情哪个层级负责，哪个部门说话，甚至具体到负责人的职务。谁在这个岗位，谁就要负责，除非不担任这个职务。

　　2003年，北京暴发了“非典”。一时间，北京几乎变成了空城，但是冒着风险飞到北京的人却多是记者。他们的到来，标志着北京的疫情已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我们新闻中心成了北京人气最旺的地方。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和我们都在大密度地召开发布会，用这一方式传播权威信息，告知世界在肆虐的病魔面前北京的作为。有些找碴儿的记者经常在世界卫生组织和我们的发布会上问一些尖锐的问题，希望听到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和北京不一样的声音。

　　世界卫生组织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到北京后，立即与北京建立了沟通协调机制，要求北京市成立两个工作组配合他们工作，一个是医疗救治组，一个是舆论引导组。我被市领导指定为舆论引导组与世界卫生组织沟通的负责人。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贝汉卫时，他就强调沟通协调机制的重要性，要求北京市发布的任何信息必须与他们沟通，以保持一致。北京建立了抗击“非典”领导小组，并设立了新闻中心，由我担任新闻中心主任。

我们连续召开九场发布会，七位市领导先后出席。我们还组织记者进医院、社区等地采访十余次，释放的信息和世界卫生组织高度一致。由于沟通协调机制到位，内外沟通，上下协力，世界卫生组织对北京的疫区和旅游禁区给予了双解除，舆论也很快从被动转为了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