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奥运会吸引了全世界32 278个记者云集北京。当时我在北京奥组委担任新闻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主任。也就意味着，这三万多名记者都是我的工作对象。在他们来之前，我先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情况，90%以上的人没来过中国，他们的背包里装着一份厚厚的材料，是他们的总编辑给他们的报道提纲。我从三个不同的渠道找来三份报道提纲，看完之后，我睡不着觉了。他们的报道提纲里根本没写打算报道北京奥运会什么精彩之处，中国发展多么快速。每个报道提纲里都有三四十条准备报道的内容，排在前面的都一样：人权、环境、官员腐败、食品安全、两极分化、矿难事故、群体事件、网络管理、新闻自由、贫困等等。我们是想让他们宣传中国，他们却要来打击我们。

　　我们意识到，挑战空前。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斟酌，我们拿出了一个策略。这个策略是，用占据记者时间的方式，占据媒体的报道空间。这个策略报到中央并得到批准，我们立即开始行动，做了200场发布会的方案。奥运会结束了，我们一盘点，奥运会期间我们一共召开了391场发布会。当时的奥运会新闻中心有五个发布厅，每天早晨9点，各个发布厅的发布会就开始了，一直开到半夜。当时，北京市各委办局的发言人都奔走在奥运会新闻中心的各个发布厅，每个人都揣着各种媒体关注的核心信息，出席完发布会，又去接受采访。

　　奥运会前几天，负责北京奥运工作的中央领导到了奥组委，他问了我们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估计奥运会的时候，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正面率能达到多少？”当时我们回答说：“我们争取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能做到吗？”他非常了解当时的国际舆论，知道西方媒体正在联合起来打击我们，不断炮制诋毁妖魔化中国的新闻。我们回答说：“我们努力！”

　　奥运会结束了，美国尼尔森调查公司的老总从纽约飞到北京，他递给我一个信封：“王女士，你打开吧，这是我专程给你送来的礼物。”我打开了，里面只有一张纸，就是那个调查结果。我看完眼泪都掉下来了。按照他们的调查，奥运会的时候，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正面率达到了92%。因为我们不断地、不断地给记者提供信息，他们刚写完一个，我们又送上一个，刚写完这个，我们又送来了那个，他们根本没时间自己去找食，写的报道都是我们给他们提供的信息，能不是正面的吗？

　　如果不是这样呢？记者从我们这里拿到的信息有限，不能满足他们的工作需求，就会东挖西找，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以偏概全。可想而知，北京奥运会能被报道好吗？这个故事说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记者的帮忙和添乱听谁的？不是听他自己的，而是听我们的。想让他帮忙就在他关注我们的时候，大密度、高频次、不间断地给他信息；不给，他为了获取信息，就会去找谣言，给我们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