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
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社长。曾任《中国教育报》记者、总编室主任，主任编辑，1998年调入教育部担任办公厅新闻处处长，2003年３月任办公厅副主任兼新闻办公室主任，同时出任教育部第三任新闻发言人。

　　宽容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修养，更是在不同意见发生时发言人应该表现出来的一种大度。所以说，发言人的宽容品质尤其重要，因为对于公众和媒体来说，发言人当然是他所做那一行的行家里手，而公众和媒体相对来说是外行，内行一般来说总是看不起外行，总是挑剔外行的“不懂”，也因此容易发生矛盾。发言人对公众和媒体的“不懂”表现出必要的宽容，不仅可以积极、正确、有效地面对媒体，还可以化解因此产生的不必要的纠纷。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发言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发言人要经常处于风口浪尖上，接受别人的挑剔和指责，还会经常面对别人可笑的行为和错误。面对这些，既不能得理不让人，又不能抓住小辫子不放，更不能没完没了跟公众和媒体计较。因为，你是发言人。屠格涅夫的著作《罗亭》中有这样一句话：不会宽容别人，是不配受到别人的宽容的。我喜欢这句话。
　　宽容是一种生存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它不仅包含着理解和原谅，更显示着气质和胸襟、坚强和力量。 

(一)发言人要宽容记者的过失

　　我做发言人时，有一个最刻骨铭心也是对我的人生造成重大伤害的经历，这个经历让我理解了宽容，也在宽容中释然并升华了人生。
　　2006年3月6日，某媒体发出了这样一篇文章《教育部回应乱收费质疑：屡禁不止因教育投入不足》。
该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教育，这个备受百姓关心的问题，又成为今年“两会”的焦点话题之一。多位代表委员就教育乱收费等问题发表见解。记者将百姓和代表委员的质疑进行了汇总，择要转给教育部，教育部随即做出了回应。从问答情况来看，各方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存在一定差距，也许需要进一步沟通。
　　代表委员：现在上学太贵
　　教育部：部分教育是一种消费，要量力而行
　　［百姓之声］网友：我是一名北京学生的家长，收入不算高，一个月也就1 000元，而且现在我们面临下岗。我们的孩子就读于一所重点高中，每个月光学费就800元，孩子还要上两年多的学，面对这么多的学杂费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况且，孩子还要高考。
　　［代表委员意见］全国政协委员徐心华：我家里以前很穷，却上了大学。如果到了现在，我可能反而上不起大学了。我很奇怪，为什么几十年前经济不怎么发展，贫困学生能上得起大学，而现在经济发展了，却反而上不起学？往届“两会”小组讨论时，有的委员为此拍了桌子。如果按照现在的收费标准，那么在座的委员，当年有几个能上得起大学？
　　［教育部回应］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针对群众反映的“上学贵”问题，对记者讲了自己的见解：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一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的重要来由之一。
…………
 
　　这篇报道就是当年影响全国的“教育买衣论”的出处。文章发表的时候，正值“两会”期间，某媒体三位记者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接受“两会”委员质询的方式发表此文，让我顿时处在了舆论的旋涡中，媒体一片质疑指责声，老百姓一片叫骂，论坛上、网上攻击我的言论随处可见。我那几天看着网上的骂声真是坐立不安，寝食难安。我只有一个字：冤！比窦娥还冤。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下午，跑口教育部的某媒体记者带着两个同事说来找我坐坐，聊一聊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我不假思索就欣然应允。在我任发言人期间始终把记者当成朋友，并始终真诚面对。那天下午，在没有摄像机镜头和麦克风的场合，谈话友好地进行着。我对他们说，今天咱们都是朋友，所以有些话是关起门来说的。我那天谈话的原意是应理性地对待教育，包括理性地对待升学等。理性就是科学，理性就是实际，理性就是实事求是。这才是我的本意。
　　还有，这些话的谈话背景不是在我正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也不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最根本的也不是在回答“两会”代表质询等等。我只是在下面和几个记者朋友般聊天，作为一般的沟通和交流时表达的。经过记者高度提炼和概括，未经我同意和审读之后就拿出去发表，并变成了上面这样一段话。
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后，尽管对我的个人声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但我没有与记者没完没了，也没有与记者断交并诉诸法律。直到卸任时，我没有在任何场合为自己就“教育买衣论”而申冤，或是鸣不平，把面对的批评诅咒之声都默默地嚼碎和着眼泪吞到心里，选择真正的宽容。
 

(二)发言人的宽容也包括批评

　　北京某报记者小戴，是一个非常敬业且善于提出各种“怪”问题的记者。在参加发布会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她，常常把发布会的内容变成抢眼球的几条新闻，对于这一点我十分欣赏。当然，因此她的报道也有惹恼官方的时候。比如，她写的一篇关于扩招的稿子，没有弄清楚毛入学率和当年入学率的关系，就“测算”出当年大学的招生人数，惹得有关部门十分恼火。此前，她还把教育部一位部领导没有讲的内容栽到了这位领导头上，当事人十分恼火，问责于我。我一气之下，也不顾多年的交情，只好公事公办，致函该报，要求严肃处理，并取消这个跑口记者的资格。
　　报社采纳了我们的建议，调配了另外一位记者同时跑口。
　　忽然一日，小戴和另外一位新来的跑口记者一起来到我办公室。当他们敲开我办公室门的时候，我见到她的手中捧着一束鲜花。小戴告诉我，她已经辞去报社记者职务即将远赴英伦读书，可能也不会再回国工作了。此时，我突然感觉心里沉甸甸的，甚至还有几分说不出来的失落。
　　公开批评记者并传达对于报道的看法其实是对记者的一种真正宽容，希望通过这种真诚的交流达到双方的沟通和理解。这是对记者业务的提升，也是对报社和部委关系的一种爱护。
 

(三)发言人的宽容包括欣赏记者的负面报道

　　负面报道是很多单位很忌讳的。我任教育部发言人期间，读到的有关教育方面的负面报道也不在少数，我包容并欣赏这样的报道。
　　很多负面报道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兴利除弊，意在通过对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的深入调查、剖析，使问题得到关注，用建设性的主张求得社会共识，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负面报道报出了教育的死角和暗角，有利于部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加强管理。面对负面报道，能够读进去，并且能够肯定它们，对于媒体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部委能够给这样的报道而非正面高歌的报道评奖，是一种真正的宽容和进步。

　　本文摘自《新闻发布实训——新闻发言人的使命与智慧》（高钢、万里主编，中新智库（北京）文化发展中心组织编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